唯物史观永远引导历史研究接近客观真理

　　列宁指出：“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4页。）

　　历史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正是如此。

　　我们之所以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就其科学的、完整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而言。因为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有任何一种历史观能同唯物史观分庭抗礼，更不要说能取而代之。正如列宁批驳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人物米海洛夫斯基的唯心史观所说：“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做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列宁选集》第2卷，第10页）因此，历史研究者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的能力，做到常学常新，常用常新。

　　实践一再证明，历史研究如果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就必然要走上歧途。近年出版的“针对中华民族的祖先追源，并且重点推测《圣经》和中国夏、商、周三代之间的关系”的两本“猜想”“三星堆文化”的书，就是一例典型。

　　这两本书，为了论证“‘三星堆’文明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地区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三星堆文明实质上更是闪米特文化的遗泽”，竟然把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抛到九霄云外，祭起了《圣经》这部“以色列人的家谱”。著者武断地推测：犹太族先祖亚伯拉罕的后妃夏甲建立了“夏后朝”，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扫（又名以东、红色）与其妻简狄建立了“殷商朝”，亚伯拉罕另一个孙子雅各（又名以色列）12子中的“但”建立了“周朝”。从而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一笔勾销，轻率地记到别人祖宗的账上。

　　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国本土，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不刊之论。远的不说，就从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五帝本记》、《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篇目算起，至今也有两千多年。近代以来，国人通过历史文献、田野考古、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化石等翔实资料进行综合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中华远古历史的基本脉络：从“猿人”、“古人”和“新人”三个阶段构成的原始群时期，经以河南仰韶文化和浙江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以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到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唐尧、虞舜、夏启、商汤时期，再到奴隶社会发展鼎盛的殷商、西周时期。这一脉络又雄辩地证明：“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就连主张中国文明起源“外因决定论”的西方学者，也有人承认：“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在千百万年中，中国一再表现出非凡的稳定性和对古代传统的忠诚。在这个古代，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确实有不少稀世的、独特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因而似乎可以明显地证明对古代中国文明百分之百的土著性表示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俄〕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译本），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66—367页。）

　　“猜想”“三星堆文化”的两本书，全然不顾中国文明“土生土长”、“具有百分之百的土著性”的事实，执意用《圣经》来翻新早已破产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对于这个举动，人们不禁要问：弃人文而求神祗，是想用中国历史说明外国迷信呢，还是想用外国迷信说明中国历史？

　　80多年前，李大钊在《史观》中指出：“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72页）这些精辟论断，至今读来仍然发人深省。

　　根据李大钊的判断，回头审视“猜想”“三星堆文化”的两本书，它们之所以谬误百出，经不起实践检验，其根源在于“带有宗教的气味”的唯心史观的回潮。唯心史观和与之形影相随的形而上学方法论，极易使研究者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又极易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使研究者沦为“中国文明西来说”的俘虏和奴隶。历史就是这么作弄人，“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列宁语）。虽然这是“猜想”“三星堆文化”的两本书始料不及的，但它却从反面印证了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唯物史观发现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列宁语）。唯物史观之所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使形形色色的历史观黯然失色，是因为它的发现者马克思充分掌握了以往的科学提供的全部知识，并取其精华、与时俱进，又经过实践的一再检验，成为任何理论都颠扑不破的真理。诚如列宁所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列宁选集》第4卷，第284页）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只要坚定不移地以唯物史观指导，就能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按照唯物史观指引的方向日益接近客观真理，为繁荣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新的贡献。

　　（2007年4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