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结合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攻击的焦点。

　　对于中国从本国国情出发，把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从而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个“奥妙”，许多发展中国家渐渐看明白了，因此，对西方的制度模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同样，这个“奥妙”，西方敌对势力也很明白。正因为如此，他们以及与他们勾结的国内民族分裂势力、邪教组织、民运分子，为了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为了消除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各种题目，或在海外制造反华事端，或在国内挑唆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对立，千方百计对我国进行渗透、分裂、颠覆活动。另一方面，他们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结合。在经济体制上，他们竭力兜售西方的新自由主义，集中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说它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前面不必加“社会主义”四个字；经济转型“要靠私有化推动”，要把公有制为主体变为“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只要保证民营经济发展，任何宏观经济措施都可以不要”；政府只要为企业服务就行了，不必管理经济等等。在政治体制上，他们竭力贩卖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集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说中国共产党是“独裁的专制的党”，中国是“专制国家”，“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最大的潜在对手”，要“更多地支持不同政见者致力于中国的政治开放”；“新一轮政治改革的总目标是宪政”，“思想解放的根本任务是要从国家垄断一切、管制一切、控制一切的旧传统中解放出来”等等。在意识形态上，他们竭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集中攻击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丑化、妖魔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把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描绘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并且颠倒黑白，大作历史人物的翻案文章，妄图重写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和新中国的历史。

　　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看来，随着我国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对历史错误揭发批判的持续，中国早晚有一天会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因此，他们往往显得比我们更关心改革开放，一有风吹草动就造谣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要变了。可见，他们并不反对改革开放，而是反对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结合。这恰好从反面证明，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才是各种敌对势力最为害怕的。正如邓小平早就指出的：“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 “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不久前，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撰文说：“欧洲（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实际上是期望中国的发展会实现西方价值。但现实是，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使得西方价值在中国开花结果；反而，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对西方的价值构成了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人对于一个政治中国的担忧和恐惧甚于一个经济中国。并且，这种担忧和恐惧还相当普遍。现实地说，这种担忧甚至恐惧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也很可能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外在影响力的提高而强化。” 他的话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方敌对势力最为反对的，正是我们最为成功的地方。

　　五、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脱离是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最大教训。

　　对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原因虽然也可以说出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搞的改革，“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他们在经济改革方面错用了新自由主义药方，搞“500天计划”、“休克疗法”，推进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化，造成生产下降、物价飞涨、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困的局面；在政治改革方面错用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药方，搞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那一套，逐渐使苏共失去了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错用了多元化、公开性的药方，发动全民对苏共和苏联历史进行清算，由大反斯大林发展到反列宁，反十月革命，反马克思主义；相反，把托洛茨基等人奉为英雄，把沙皇当成布尔什维克“暴政”的受害者，从而使苏共威信扫地，使苏联的历史臭不可嗅，使人民对革命领袖的崇敬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彻底动摇。试想，在这种形势下，苏共怎么可能不下台，苏联又怎么可能不解体呢？

　　近些年来，俄罗斯执政者和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并逐渐调整在苏联解体初期的政策。他们在经济体制上，废止福利货币化的改革方案，打压一些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暴富的金融、产业寡头，接连出台一系列重新国有化和旨在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措施；在政治体制上，探索“有管理的民主”、“主权民主”和“发展式民主”等适合自身特点的政治道路，试图在多党制的基础上，重建一个能控制议会多数直至整个社会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开始改变对苏联时期领导人和历史全盘否定的态度，强调要对历史虚无主义、媚外思想进行清算，要把苏联历史看做俄罗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由政府审定的教科书中，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工业化建设与农业集体化的历史作用作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评价。

　　不久前，苏联最后一位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作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报告，说苏联是靠苏联共产党凝聚的，没有了苏联共产党，苏联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了使改革有稳固和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作保证，千万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为了使这个党具有凝聚力，千万不要搞私有化。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对我们的《光明日报》记者说：“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我对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在这些方面，中国领导人的表现是出色的。” 他们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俄罗斯思想界对上世纪80年代那场改革的新认识。它从反面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要避免失败，关键在于不能让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脱节。

　　改革开放30年虽然使我国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位，但按人均计算，尚处于世界第100位左右。这说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仍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继续保持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续把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结合在一起。不改革不开放，生产力不可能发展，社会也不可能稳定；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生产力不仅要遭受破坏，社会还会分崩离析。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践得出的最为重要的结论，是改革开放基本经验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具体体现。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什么普遍意义的话，意义就在这里。

　　（本文曾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