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草《历史决议》问题的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中央就在考虑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进行总结。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都说明了在适当的时候对历史问题作出总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等会议上，以及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常常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同以往的路线、方针、政策相比较，因而总是要直接间接地涉及建国后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反对十一届三种全会后出现的以“西单墙”为代表的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错误倾向以后，为了解决当时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障碍即“左”的思想僵化的问题，以利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新方针，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补课，继续突破“左”的禁区，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在这个进程中，如何处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又在党内党外迫切地提了出来。国际上也在观察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1979年6月，中央决定，通过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由叶剑英代表党和国家发表一个重要讲话。邓小平提出这个讲话要有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庆祝性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说明。当然还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庆祝讲话。

　　这篇讲话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常委会和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由胡乔木具体主持，组织了一个起草小组，从1979年6月底开始，讲话稿的起草前后经过三个月时间，改了十八九遍。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和中央委员中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在各民主党派中征求了意见。先后参加讨论的有四千多人。应该说，这篇讲话是一个集体创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邓小平多次对讲话稿提出意见。他曾经指出，最重要的是毛主席的提法问题，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了。他还对怎样看待毛主席在建国后20多年各个阶段的作用，讲了原则性的意见。他说：要给人们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邓小平还说，现在要注意，有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一个新动向。讲话稿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强调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这篇讲话稿分“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三部分。1979年9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对讲话稿进行了最后的讨论和修改，并一致通过了这篇讲话稿。

　　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好评。许多人说，有了这篇讲话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30年的历史，以及30年来的中共党史，很多问题都容易说明了。同时，当时党内很多同志都迫切要求，在开党的十二大的时候，应该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结。就是说，党内已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的呼声：希望在“国庆讲话”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大家认为叶帅的国庆讲话很好，但同给30年的历史问题作全面的具体的总结这个要求来比，还有距离。

　　邓小平听取党内强烈的呼声，审时度势，把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提上了党的重要工作日程。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时提出，可以着手起草《历史决议》了。在谈到准备为明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作点准备工作时，邓小平说：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底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他还说，有了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在10月30日起草小组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胡乔木作了部署：现在就着手，以起草国庆30周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解放军报社和中央档案馆调人，今天开始就“脱产”进行工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分工做准备，包括分段看材料、文件，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

　　这次会后，《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就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新六所开始工作了。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会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起草的文字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过程中的有关组织、联系工作由邓力群负责。

　　起草小组于1980年2月20日搞出了一份“仅供领导参阅”的《〈历史决议〉提纲》。这份提纲对《历史决议》“总的结构”是这样设想的：“全文拟先写个简要前言，下面再写五个部分：一、从建国到八大；二、八大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三、‘文化大革命’；四、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五、主要经验教训的总结。”

　　邓小平看了这份提纲以后，于3月19日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三人谈话，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

　　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4月1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重点讲了对建国以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邓小平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他简要评述了此后10年间的大事，指出：“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邓小平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对《历史决议》的总体结构，邓小平也谈了他的设计：“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