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本文拟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作一简要的历史回顾，以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致力于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采取“赎买”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成功，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

　　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主持制定的１９５４年《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制订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力纠正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订了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　 

　　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他的领导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拥有了原子弹、氢弹，打破了核垄断；掌握了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技术。这一切，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是实行“第二次结合”的产物，为找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毛泽东领导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分两步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方向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探索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创造，固然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探索过程中的重大失误和严重挫折，其深刻的经验教训，也给予后来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不可缺少的宝贵的启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起了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

　　二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１９７８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十二大之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邓小平领导全党对建国以来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教训和拨乱反正的成功经验，多次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新的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初步概括。

　　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了“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目标、任务。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这是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具体道路的要求，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取得的新成果，也是对新的历史时期继续进行探索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

　　１９７９年邓小平主持起草、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由叶剑英发表的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讲话对现代化作出新的解释，指出：“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在提出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后，又进而第一次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国庆三十周年讲话虽然还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但已经明确提出了要走出适合中国的道路的问题：“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3]

　　邓小平主持起草、１９８１年６月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4]，并对“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从主要矛盾、工作重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和执政党党风建设等方面, 第一次作了阐述。《历史决议》共讲了十个要点：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既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一定要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五、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六、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八、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把人民解放军逐步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九、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十、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正是在上述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到《历史决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在１９８２年十二大开幕词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命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段名言，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