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

　　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和恩格斯一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他提出“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1]，设定“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目标[2]，开始进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建设。

　　列宁在１９２３年初曾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3]历史的发展果如列宁所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实“带有更多的特殊性”，以至用“中国特色”来指称，来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五年来，中共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成功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新路上不断开拓创新，阔步前进，从实践到理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三代领导集体分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艰辛探索奠定基础

　　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第一次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探索马列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4]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１９１８年和１９２１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也都因受到俄国资本家的抵制而失败。只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的东方大国采取“赎买”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毛泽东与列宁处在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苏联的情况很不一样：

　　――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工商业者）参加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代表人物参加了新中国的政权机构。

　　――建国初期经营发生困难的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大都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后来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在这一点上，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把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市场和原材料、另配件来源切断，一部分资金冻结，促使他们依靠人民政府。

　　――人民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民族工商业者的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作为股息。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政策因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都比较有利而为他们普遍接受。

　　――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同政府发生过冲突，甚至发动过猖狂进攻，但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击退了这些人的进攻，使他们认识到抗拒改造是没有出路的。

　　――１９５３年６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５５年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民族工商业者可以拿“定息”，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额付给私方相当高的利息（年息五厘），作为“赎买”的代价。（定息原定七年，后来决定延长，到“文革”开始后１９６６年９月停止付息。）这样的条件同苏俄那时实行的没收或剥夺的政策好得多，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赎买”政策。

　　总之，形势的发展，党的路线、方针，几十年历史的教育，促使民族工商业者看到，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也还不错，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赎买”政策，拥护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必要性、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使发展的趋势变为现实，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还要领导、引导、推动。这时，毛泽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