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理论成果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从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结合上，特别是他对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发展上的角度看来，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1、关于如何向苏联计划经济学习的问题。

　　我国经济原先就比苏联落后很多，革命胜利又比苏联晚了32年，因此，苏联连续进行的若干个五年计划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我国不可能没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加上我们要搞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经验和干部准备都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向苏联学习计划经济的方法是十分自然的事。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建国初期“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⑧]但同时，他表示，学习苏联“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⑨]特别是当我们通过“一五”建设有了一些搞工业的经验后，他更是反复告诫：“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⑩]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他进一步指出：“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11]另外，他还谈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问题。他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12]

　　2、关于如何认识经济计划性质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人们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有的人看不到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认为计划就是规律，规律是可以创造也可以消灭的。其实，计划是由人事前预先拟定的行动方案，本质上属于观念性的东西。因此，如果制定计划的人不尊重客观规律，不认真调查实际情况，他做的计划就很容易出主观主义的偏差。当年苏联和我国，由于经验不足和夸大主观能动性作用等原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都曾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发生过计划脱离实际的情况。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底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计划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说的，可能和现实不能混为一谈。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13]但同时，他也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把认识和驾驭客观规律看得过分容易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说：“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14]“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15]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16]

　　3、关于如何确定有计划建设的指导方针的问题。

　　任何计划在制定前都存在指导方针的问题。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每逢制定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也都遇到过指导方针如何确定的问题。所谓问题，主要是对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关系如何处理。对此，毛泽东十分注意研究我国计划建设的实践，一方面汲取苏联的经验，另一方面指出苏联经验中的偏向和不符合我国实际的地方，从而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例如，在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上。他指出，一方面要遵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要以重工业为经济建设中心；另一方面要工农业同时并举，要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投资计划。再如，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把新工业的大部分摆到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老工业基地，特别是轻工业。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为了准备反侵略战争，必须加强国防建设，抓紧尖端武器的研制；另一方面，要适当减少军政费用，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他指出，一方面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有全国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另一方面，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做到全国一盘棋，反对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反对收入过分悬殊；另一方面，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不要只顾一头，要反对平均主义，提高工人工资，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使农民收入每年有所增加。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他指出，一方面要把重点放在发展生产上，如果生产增长很快，即使积累比重大一些也没有危险；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要兼顾，要处理好基本建设中“骨头”和“肉”的关系，提高社会福利事业，做到既保证重点建设，又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在大规模建设与勤俭节约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强国，必须保证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骨干企业的建设资金；另一方面，要把节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的工业基础，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反对浪费，勤俭建国。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上，他指出，一方面要照顾人民眼前利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另一方面，要施“大仁政”，不要施“小仁政”，要把重点放在为人民长远利益的打算上，一时还不能使人民生活改善很多。在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上，他提出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禁运、封锁，积极同国外进行经济、科技交流，吸收外国投资；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把工作基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