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实践成果

　　无可讳言，毛泽东在对计划经济的探索中有过失误，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过重大损失。其中最主要的，我认为是两个问题。一是一度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忽略计划的客观性，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大跃进”时单凭一股热情，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造成与事愿违的严重后果，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二是过分追求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和国家对市场的管制，缺乏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认识，导致经济缺少活力，使市场供应紧张、商品品种单一的局面持续时间过长。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计划统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死，就连农村集市也被一度取消，给人民生活带来种种不便。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计划经济时期各种问题与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失误之间的联系，而看不到那一时期建设成就与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成果之间的联系，则是不全面不客观的。

　　 1949年，当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面对的是一个面目疮痍、积贫积弱的中国，不仅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极低，而且农业也十分落后。正如毛泽东那时所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③]“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④]然而，经过头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那年，我国粮食产量已由1949年的2200亿斤提高到6000亿斤，平均亩产由137斤提高到375斤，是1949年的2.7倍。工业产值达到1200多亿元，是1949年的十多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64％；其中，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26%提高到51%。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沿海与内地省份之比，由6点多比3点多，变为内地占一半以上。那时，我国已经不仅能生产汽车、坦克、拖拉机、船舶、机车车辆、飞机，而且新增加了生产大型金属切削机床的通用机械制造业，生产矿山、发电、冶金、纺织、轻工业设备的专用制造业，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石油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塑料制造业和生产手表、照相机、电视机、电冰箱、缝纫机等耐用消费品的轻工业。尤其值得骄傲的是，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重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其中，钢产量由15.8万吨升至2040万吨，由原来仅是美国的500分之一变为了六分之一强，仅是英国的百分之一变为基本持平，仅是印度的八分之一变为超过其一倍多。另外，那些年还在农业、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新建水库8万多座，并建成了许多新铁路，使铁路营运里程由2万公里增至4.6万公里；电话的市内用户由21万增至108万，农村用户由零一跃为6.8万。

　　显而易见，上述短短26年里发生的这些变化，胜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是自洋务运动开始以来中国近代工业60多年的历史无法比拟的；而且在很多方面，可以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把中华民族与世界先进工业国的差距大大缩短了。当然，如果那时在经济管理体制中能够允许使用市场调节的手段，如果制定计划时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加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如果不发生由于急躁冒进而导致的经济大起大落，特别是不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长达十年的动乱，变化本来可以更大些。但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假设，就否定已取得的伟大成就，看不到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计划经济探索所取得的这些实践成果。

　　既使对于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不大的问题，我们也要辩证地客观地看，既看到可以避免的因素，也看到不可避免的因素。因为那时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而资金、物资就那么多，客观上势必使市场、民生受到一定影响。对此，当年周恩来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过解释。他说：“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⑤]可见，对于采用计划经济体制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所要付出的代价、作出的牺牲，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向人民作了交待的。

　　对于新中国为了迅速发展工业、改变落后面貌而在人民生活上作出的牺牲，有两位台湾学者发表过颇有见地的议论。其中一位说：“1979年以前，中共将建设重心摆在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基本工业的发展上。在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下，轻工业和农业发展不足，而且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使民生日用呈现匮乏状态，海峡两岸人民的物质水平因而有了极大差距。但，中国大陆在经济上打下了扎实的工业基础，并拥有某些尖端科技；台湾则因为先发展加工出口的轻工业，今天面临产业难以升级的困境，也使两岸经济呈现出朝向相反顺序发展的现象。”[⑥]另一位说：“大陆上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什么成就不需要牺牲？！小成就小牺牲，大成就大牺牲。要把中国从那种落后的境界推向现代世界，这牺牲必须惊天动地。”[⑦]听听这些局外人的话，对我们客观评价计划经济时期的得失是不无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