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非洲媒体对于中国的偏见与负面报道，来源于信息的封闭和相互了解的缺失。人们总是倾向于对自己不了解的人或事充满疑虑和误解。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其他国家的记者身上。一些国际媒体并非逢中必反的反华势力，他们对于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很多时候并非出自敌意，而是在无意当中走入了本位思考的思维误区。

　　日本共同社的记者清水敬善提出一个让他十分不解的问题：东京最近申办奥运会，遭到很多国民的反对，可是在中国，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北京奥运会，而且每个人都说为北京奥运会感到自豪？

　　其实，清水先生对于中国的这一疑惑，正是来源于他的本位思考，他将日本国民的经验和心理套用在中国人身上，自然会觉得疑窦丛生。为什么几乎全部中国人都支持北京奥运会，而日本却有那么多人反对申办奥运呢？这与两国的国民性格关系不大，而是与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情境直接相关。

　　北京奥运会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将第一次承办一届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国际盛事，意味着一个在100多年前还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国家在今天可以通过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而与屈辱的历史彻底告别，意味着一个近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生活极大改善的发展中大国及其人民将可以借用奥运的平台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对于和平、发展和友谊的认同与追求。正是因为奥运会的举办代表并实现了所有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它在中国才会有这么高的群众基础，也才会受到全国人民无一例外的欢迎、热爱与支持。

　　而东京再次申办奥运会意味着什么？早在1964年，东京即已举办过奥运会，按照清水先生的说法，今天有很多东京市民认为，既然东京已经举办过奥运，就应该把这次机会直接让给其他还没有办过奥运的国家。这种对于奥运会比较平和、客观、理性的态度，来源于东京上一次承办奥运会所积累的自信与满足。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经过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人看待奥运的心态也必将更加平和、客观、理性，如果下一次再申办奥运会，中国民众的表现与期待必然会与此次截然不同。其实，这样的心路变化，清水先生以及其他外国记者只要稍稍换位思考，就一定能够理解和接受。

　　然而，即使克服了本位思考的思维误区，人性当中依然有一些天然的弱点制约着国际媒体对于中国的客观报道。本位思考除了促使人们以自身之特殊性去评判他人之特殊性，同时还会引发另外一种心理预期：总是倾向于听到有关他人的负面消息。

　　中国自古就流传着一句富有哲理的谚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反映出人性当中对于他人信息的一种需求偏好，即人们总是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坏消息更加感兴趣，而对别人的好消息抱持相对冷漠的态度。可是，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态度却恰恰相反，好事发生时总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分享与传播，坏事发生时却恨不得只有自己和比较亲近的人知晓。这种心理倾向，关涉到人对自我尊严的需求和保护。

　　由于不愿意低人一等，甚至有时候还期待着高人一等，很多人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常常喜欢在言语交锋中有意无意地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同时揭露出对方的劣势。这种人际传播中的现象扩展到大众传播，就出现了很多揭批他人或他国的负面新闻。

　　西方有学者把这种揭批他人负面消息的心理倾向，归结为人类"好斗"的天性，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在"为了人性的尊严而斗争"的原则之上的。 还有学者把这种心理倾向概括为人类对于"获得他人认可"的一种精神需求。政治学角度看，柏拉图就曾把灵魂分为三部分：一曰欲望，一曰理性，一曰气概。在这里，气概便是"要求获得他人认可"的意思。 经济学角度看，"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经指出，人们之所以嫌贫求富，并非是为了单纯的物质需要，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其精神上的自尊、骄傲、乃至虚荣。

　　哲学家有关这一人性特征的论述更是五花八门，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不同的哲学家赋予了它不同的名称：马基雅维利说人的"光荣" ；霍布斯说人的"虚荣" ；卢梭说人的"自尊" ；汉密尔顿说人"爱声名" ；麦迪逊说人"有雄心" ；尼采则把人称作"红脸颊的野兽" ，就是说人是会脸红的动物，换言之，人是有激情、有愤慨、有羞耻的动物。在中国，相关的论述和古语也比比皆是：比如讲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比如讲"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比如讲到人对不朽的追求；等等。

　　总之，中西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并承认了人的这一本性：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并获得他人的认可，总是喜欢张扬自己的优势、遮掩自己的劣势；反过来，却又喜欢夸大别人的劣势、蔑视别人的优势；人都有被别人承认和尊敬的心理需求；反过来却又经常不自觉地轻视或瞧不起别人。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人之本性，我们很难明确地界定其善恶，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客观存在的心理怪圈，却促使新闻受众对于负面新闻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正面新闻或普通新闻。随着媒体商业化的日益发展，大众传媒对于这一人性特征的迎合也愈演愈烈。

　　负面报道"集中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行为，及像犯罪、丑闻、性攻击、事故和自然灾害等类似的反常事件。" 在媒体市场化程度过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大众传媒对于负面新闻的偏爱几乎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则，也是西方新闻价值观的主要倾向。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现任执行官Sig Gissler曾说："战争、灾难、挖掘社会问题、揭露贪污、揭露政府等的问题一直是评委喜欢的题材。"

　　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地区解除"报禁"后，媒体市场化快速发展，结果却导致大量私营媒体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过度报道负面新闻的新问题。台湾著名音乐人罗大佑曾经写过一首名为《新闻报导》的歌曲，其歌词非常生动地反映出现实社会中，媒体报道的负面倾向：

　　"新闻报导，中段是暴力，上段是情杀，下段有凶手拒捕；左段是虐待，右段是行劫，段段有黑色句号。……

　　新闻报导，我愤怒我那脑部倒插着刺刀，不想知偏偏知道；我已倦我已倦，我要做枯草，完全无知更好。"

　　尽管已有不少人和罗大佑一样感到厌烦，但是新闻媒体终究还是难挡大部分人对于负面消息的心理需求。国际媒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撇除现实利益、意识形态等因素，很多时候也与人的这一心理需求息息相关。很多国际媒体作为盈利性企业，为了满足受众的阅读喜好与心理需求，获得较高的发行量或视听率，不只在报道中国时偏好负面新闻，即使在报道本国国内新闻时，也将揭丑和监督类的负面报道作为重点。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无力全然改变，只有面对现实。

　　本节从人性的视角出发，分析一些国际媒体误解和攻击中国的背后原因。不同于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所引发的负面新闻，这种误解和攻击行为，在整个人类群体中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普适性，并不局限于解释国际媒体与中国之间的误会及冲突。那么，除了现实利益、意识形态与人性误区之外，国际媒体涉华负面新闻的产生，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作祟呢？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我们需要从矛盾的另一方面入手，进一步做全面地审视和反思。

　　参考资料

　　是否还有第四个原因：难道国际媒体总是错的？

　　"中国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的诸多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环境问题，在短期内不可能解决，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一些矛盾还可能会更加显著，因此必然会有大量的负面素材可供西方媒体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塑造一种毫无缺陷的国际形象，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中国把对外宣传的调子定得过高就会缺乏说服力，反而效果不佳。"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卢宜宜

　　奥运期间，我曾多次现场观摩北京奥组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亲眼目睹了某些国外记者在提问环节中吹毛求疵甚至恶意找茬儿的场景。然而，是不是所有带有批评意味的问题，一定都是出于恶意的呢？

　　以下是一位记者在2008年7月27日奥组委例行发布会上的提问：

　　"这几天很多媒体和记者都在IBC（国际广播中心）和MPC（奥运主新闻中心）工作，他们发现在这里的服务确实都很好，但是有三个问题，第一是普遍感觉食品价格较高。第二是这里的温度非常低，很多人都穿上了大衣。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出行的时候，发现志愿者不太能指路，经常是指到一个错误的位置去了。"

　　我曾经将这个问题复述给身边的很多同学和朋友，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外国记者就是爱挑刺，他们的要求怎么那么多啊？

　　可是，当我告诉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记者并非外国人，而是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国记者时，所有人都开始反思自己的思维惯性：是不是我们对于外国记者也会有一些固化的偏见呢？

　　上面提出的问题，其实都是奥运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所客观存在的。这些问题由中国记者提出，我们都能够接受，同时对于这些问题的真实性不抱怀疑。然而，同样的问题倘若由一名外国记者提出来，恐怕很多人的反应会和我的那些同学和朋友们一样，一方面质疑问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对这个记者的"多事"与"刁蛮"提出批评。

　　前面三节内容，我分析了国际媒体对于中国负面报道的三类原因：现实利益、意识形态、人性误区。基本上，国际媒体应该对上述三种类型的负面报道负责，正是他们的主观和片面，有意无意中增加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障碍和成本。然而，中国先哲常说"静坐常思自己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告诉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周到和客观。

　　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改革日益深入的转型时期，一些逐渐突显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中国社会短期内无法消除很多问题和弊端。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入，这些问题将会逐渐得到解决，然而，在此期间，国际媒体对于中国负面事件的关注不会停止。对此，我们不必太过在意，需要花费心思的，是如何推动改革以改进我们自己的问题。2008年底我在美国访问时，恰逢中国的"毒奶粉"风波在海外舆论中方兴未艾之时，中国的国家形象在此次事件后的确受到了比较负面的影响。面对一些外国人对于中国食品质量的质疑，有些时候，我也觉得十分无奈。我曾问美国国会的一位众议员，此次由于"毒奶粉"事件而在美国公众心中受损的中国形象，究竟应该通过怎样的传播和说服手段才能够有所纠正和改善时，他的回答很耐人寻味。他回忆说，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商品在美国的口碑曾经非常恶劣，因为很多产品都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然而到了80年代，原来新闻媒体上有关日本商品超大篇幅的负面报道突然不见了。当我向他请教日本政府和企业究竟为此做了什么事情时，他耸耸肩说："很简单，他们的产品质量提高了。"

　　这段经历可以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反省和提高自我，是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根本之道。仔细想一想，奥运期间，在与国际媒体的交流和互动中，作为东道主，我们的每一位同胞是不是都做得完美无缺，完全没有任何反思的空间呢？

　　2008年8月，一段名为"翻脸门"的视频短片曾经在网上流传甚广。在这段由网友用手机拍摄的短片中，一位被冠以"北京大妈"的妇人在"水立方"场馆外指着一位外国记者大声叫嚷，言辞十分粗俗。原来，这名妇人在为其丈夫拍照时，挡到了一家澳洲电视台的摄影机，镜头前，一名记者正在采访运动员。这位记者很有礼貌地打手势，并用英语请妇人让一让。没成想，这名妇人当即大发雷霆，开始破口大骂，并要求对方立即道歉。这名记者只得中断采访，连说"Sorry"。

　　这段视频在网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很多网友对该名外国记者的礼貌和克制态度表示钦佩，而对那位无理取闹的妇人齐声指责。毕竟，影像不会骗人，在这起中国人与外国记者的冲突当中，的确是我们这位同胞大妈做错了。

　　如果说这起事件尚属偶然，仅代表个别国民的素质还有待提高的话，那么，存在于很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政府公务人员心中的对于国际媒体的成见，就更加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了。

　　前文已经分析过国际媒体对于中国的态度，那些出于现实利益或意识形态等因素，报道中国负面新闻的境外记者，的确是在有意地攻击和抹黑中国。对待这些不无敌意的国际媒体，心存提防是绝对必要的。然而，这个世界是多元而复杂的，我们看待世界、看待国际媒体，也要避免陷入简单和武断的误区，正如我们批评国际媒体看待中国时不能够以偏概全一样。毕竟，还是有大量的国际媒体和境外记者，他们对于中国并没有先天的偏见与敌意。也许他们有时候也会由于本位思考等人性误区而报道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但是，消除这些误解的方法，绝不应该是对他们预设敌意、或是粗暴拒绝，而是应该用更加积极的姿态去尝试沟通、勤做交流、善于解释。

　　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同志在一次会议中明确表态，对于奥运期间的闹事行为和冲突事件，负责现场处理的政府官员要有容忍度："关键是看你怎么处理，那个闹事本身并不是热点，问题是我们怎么处理，处理一旦不得当马上就是新闻。" 刘淇主席的判断和预测非常准确，显示出他高超的新闻水平和媒体素养。在新闻传播学界，越来越多的专家向政府部门提出了这样的忠告和建议：在看待国外媒体的报道时，没有必要苛求任何事情都完美无缺，因为过分追求正面形象将可能导致某些官员试图掩盖问题，而随着当今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渠道已经势不可挡，这种掩盖只会越来越困难，而且往往会激化矛盾或者制造出更多的矛盾，产生更大的负面效应。

　　遗憾的是，由于国际媒体和中国之间长久以来的冲突状态，再加上自身的新闻发布知识和媒体公关技巧十分欠缺，很多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官员，脑海当中已经形成了对于境外记者根深蒂固的抵触情绪。在突发事件的处理当中，他们无法掌握好与国际媒体的交往分寸，于是，在疑惑、恐惧和抵制等多重心理暗示下，干脆采取了一言不发、甚或强硬拒绝的错误策略，结果导致了国际媒体对于中国误解的进一步加深，从而最终丧失了一次和国际媒体有效沟通的机会，并且让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再次受损。

　　我的大学同学、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多家中国媒体的专栏作家加藤嘉一，奥运期间在《国际先驱导报》发表了一篇评论，这样讲述他的一段经历：

　　" 开幕式那天上午，笔者在五洲大酒店开会，下午出去时遇到了警察的阻挡，没让我出去。其实，没让我出去本身不成问题，开幕式前后，周围的安检或管制措施应该很严谨，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警察的态度很强硬，又不给任何理由。笔者问他应该从何处去，警察依然不给答案，还强迫说：'你去问那些志愿者，反正这出不去，你快点。'笔者在其它地方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值得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