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会议之后，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动作更来劲了。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在此之前，党委扩大会议已连续开了17次，都是以"大辩论"之名行批判围攻之实。这次万人大会，按迟群们的说法是"在全校范围开展'大辩论'"。会上先由吴德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全文，随后是对两封信的批判。对于两封信如何批判，看来他们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只传达批示、不宣读信文说不过去，宣读信文又怕他们的丑事传出去。于是想出了"读一段，批一阵"的办法，妄图使人不能得到连贯、完整的印象，并以批判淹没事实。同时他们又想出了布置人作伪证的"高招"，以颠倒是非。这次会上准备了15个作伪证兼批判的发言人。虽然这些人经过训练预演，但历史不容篡改，会上的表演漏洞百出。迟、谢的以假乱真、用"分割"信文掩人耳目的伎俩未能收效，聪明的知识分子们正好利用了他们的弱点：他们不是把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分割开来一小段、一小段地念吗？大学生们就一小段、一小段地记录下来。他们不是念上几分钟、批上几十分钟吗？大学生们就利用这几十分钟，仔细回忆、仔细核对记录。他们批判了一整天，学生们记录、核对了一整天。就这样，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全文一字不漏地被记了下来，传了出去，散发到全国。至于那15个作伪证兼批判者的发言，则很少有人记，也很少有人传。

　　迟群说他们是搞"大辩论"。吴德同志讲话中说："十几天来，清华根据主席的指示，'大辩论'搞得很好。"是这样吗？十几天来，哪一次会允许辩论过？开万人大会的这一天，我是被人拉到"工字厅"，坐在校政治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对面墙壁上张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看管我的人只准我面对这条标语，不准我改变坐向，当然更不准许到大会上发言。这难道是"大辩论"？迟群、谢静宜不是大大的"革命左派"吗？他们敢于让我和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同志作为辩论一方到大礼堂讲台上参加辩论吗？他们不敢。他们只能也只会用假话去欺骗世人。写到这里，我想摘录几句这次大会以后，12月10日迟群、谢静宜以清华大学党委名义向中央所作的《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情况的报告》中的话，看看他们是怎样欺骗世人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大辩论中，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我们给以充分的发言机会"，"不用感情代替政策，而始终是平心静气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虽然他们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我们还是坚持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看！讲得多漂亮啊！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政治骗子，不论在哪种社会里，这种人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两面人，干坏事，说假话。迟群、谢静宜不正是这种人吗？！

　　我从广播喇叭中仔细地收听了大会上每位伪证者兼批判者的证词和发言，实在感到惊讶和愤怒。因为那些所谓证词和批判发言没有哪个是真话，都是些谎言和秽语。他们说我们信中揭发的迟群的那些事都没有。迟的一位亲信说他们的迟群同志"艰苦朴素，公私分明"，"因为工作太忙，睡得太晚，有一次抽烟不慎是把公家的被子烧了个洞，但立刻作了赔偿"，并出示了总务部门的赔偿收据。惠宪钧同志是管后勤的，他最清楚，迟群没有赔偿一分一厘，会场上拿出的所谓"收据"，是他们临时制作的。这位亲信说他们的"迟群同志从来没闹过名誉地位"，攻击信中揭露的事实是"造谣诬蔑"。然而，正是这位亲信，每一次迟群闹起来，都是他跑着来叫："刘冰，快去，迟群闹起来了"，或"快去，迟群又闹起来了"。会上作伪证的人说我反对毛主席是一贯的，甚至有人说我是一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这真是弥天大谎。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是任何假话都敢说，任何坏事都敢做的。会议在迟群的导演下开了一天，骂了我们一天，撒谎了一天，全校师生员工疲劳了一天。唯一的收获是刘冰等人的两封信被师生们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传播开来。

　　全校大会后，从19日开始，我和惠、柳、吕四人实际上被专了政。我的办公室的文件柜被贴上了封条，一些重要文件被抄走，每天上下班有人跟着。苗既英脑震荡的后遗症加重了，整天头痛、头晕，不能上班，但不准她请假，还要她上全天班。"革命左派"的迟、谢们，对于封建社会的株连政策运用自如。随着对我的专政，对苗既英的残酷折磨也加紧了，非要她拖着有病的身体，每天四次来往于十公寓到"工字厅"的路上。正常人这段路只需要步行15分钟，她要在路上休息几次，要用40分钟，每天160分钟，有几次她晕倒在路旁。无奈只好写信要我的一个侄女来京，每天搀扶着她上班。也就是从19日开始，我和惠、柳、吕三位同志被拉到各系轮流批斗。给我们戴上的帽子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罗列的罪状是："否定教育革命，翻教育革命的案，算教育革命的账"、"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党、反毛主席"。就在发动各系轮流批斗我们四人的同时，开始点名批判教育部长周荣鑫。在数力系馆前和同方部院子里开辟了大字报区，并逐渐扩展到新水利馆院子里。迟、谢们通过北京市的领导命令各单位来清华看大字报，并在各单位逐渐展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新的"高潮"又来了。每天大批人马、人山人海涌向清华园。常常像耍猴一样，把我们拉到大字报区，名曰"看大字报"，实则让人们问长问短，进行围攻。

　　这些天，由于拉我到系里批斗，迟、谢们对于我去不去办公室似乎放松了，我待在家里的时间较前些天多了些。11月底的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听到有人叩门，我开了门，进来的是项南同志的女儿项小米。我感到惊奇和高兴。因为我是被监视的，我问她："你怎么来的？门外附近有人吗？"她说："乘我爸爸的车来的，门外没看到人。"我说："小米，我是被监视和专政的，我怕有人看到你来这里。"她说："我不怕，他们敢怎么样？"然后她告诉我，她是跟着她爸爸来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的。他们先到了北大，项南留在那里，让她来看我。她说："我爸爸问候你并要你注意身体。"听了小米的话，我深受感动。我是戴着"反毛主席"的帽子，处在被批斗的逆境中，项南让他的女儿冒着风险来看我，这是比金子还珍贵的战友之情，我从心里深深地感谢他和他的女儿。我握住小米的手说："谢谢你和你爸爸了！"我重复着这句话，让她坐下，详细问了她外面的情况。她说："现在就是清华、北大在批判你，其他单位和地方都还没有动作，但情况很紧张，很多人都知道了你给主席的信和主席的批示，一些老同志都不敢相互来往，有些人家里的电话有人监听。"她还说："刘叔叔，你要特别提高警惕，江青、迟群他们会用各种办法整你的，他们会搞人监听你的电话，你不要再打电话了，他们抓住一点鸡毛蒜皮会大做文章来整你。"小米的一番话，使我感到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后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炼成熟起来了，顿时我脑海里燃起了希望之光。

　　送走项小米已快5点钟了，系里还没人来找，看来下午的批斗可以幸免了。根据这些天的经验，晚上10点前如果没人来找，一般当天就不再有什么批斗会了。这天晚上快11点钟了，有人来叩门，但声音很小，断断续续的。我有点奇怪，根据"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斗的经验，我机警地穿好衣服，还拿上了大衣，下楼去开门，准备着被带走。开门一看，是我的小老乡、工程力学系学生宋章元。我请他进到房里，坐下后他说："我今天夜里专门来看看你。"他问了我的身体后说："你们四个人的信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抄下来了，许多人把你们的信用复写纸复写多份邮寄到外地。大会上批判者说信的内容都是假的，同学们根本不信。迟群说开会是大辩论，要通过辩论搞清问题的性质，同学们在宿舍说，既然是大辩论，怎么看不到刘冰他们出来辩论呢？有的同学说，大概是不敢让他们出来吧。这话都是对迟群的不满。迟群、谢静宜在学校里不得人心，同学们表面上不敢说，实际上都同情你。你们并不孤立。你要保重身体，想开一些。"说完他就走了。宋章元同学的消息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一叶知秋，人心的向背是很清楚的。

　　在各系轮流批斗我们的同时，迟、谢等人组织人对我进行所谓提审。这种提审不同于批判大会的主要之点是，提审者人数很少，追问很多，比如追问我为什么找胡耀邦送信而不找别人？为什么要邓小平转信而不找别的中央领导人？无论我怎样解释都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不能不使我怀疑迟、谢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猜想他们是要我供认邓小平、胡耀邦是我的后台。不要说这样严肃的问题，即便是一般的事，没有事实，也不能胡说八道，我只能实事求是。每次提审，他们怀疑地问，我如实地讲，每次都以骂我不老实而告终。批斗加提审和蒯大富的办法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迟、谢们不打人，这比蒯大富要高明一些。

　　在迟、谢加紧对我们批斗的时候，11月下旬，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高级领导干部一百三十多人参加的"打招呼会"。接着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向全国党、政、军领导机关转发了打招呼会的《讲话要点》，要求在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省、市、区党委，部队军以上党委常委中进行讨论。《讲话要点》传达了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并且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讲话要点》要大家认识，对此开展辩论"是完全必要的"。《讲话要点》还说"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就在更大的范围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迟群、谢静宜早就在清华说："抓住了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就抓住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突破口。"其用意很明显，就是要从清华点火，煽起这场全国性的"运动"。

　　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人民日报》12月4日予以转载。文章说："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要扭'。"文章说："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文章强调说："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显然是出自迟、谢乃至江青一伙的策划，是清华正在进行的大批判的扩展。在清华开始时只是批判刘、惠、柳、吕四人，11日19日起对教育部长周荣鑫开始了批判。起初只是批判两封信，没过多久就给我们扣上"翻教育革命的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帽子，说我们"要搞修正主义"，"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要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并把我同周荣鑫连在一起，说"刘冰和周荣鑫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相对抗"。这预示着"四人帮"和迟、谢要把清华的大批判引向整个教育战线。

　　自从开辟大字报区以来，迟、谢们加紧组织力量书写大字报，不断扩大大字报区，一排一排张贴大字报的新席棚扎起来。除了通过北京市继续组织市区各单位人员来校参观外，他们还运用"四人帮"的淫威，强令各地方的领导来清华参观。迟群等亲自出面介绍《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基本情况》，推广他们的所谓"大辩论"实则大批判的经验，同时以报告形式把他们的"经验"上报中央。12月14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说："刘冰等人的信的出现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报告》极力为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论据，迫不及待地要把这场狂风恶浪推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