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对我们的批斗进入第13天。这天下午5点半散了会，6点钟我回到家里，6点半接到谢静宜的电话，要我7点钟在西南门上车到人民大会堂去。我问干什么，她说："你到大会堂北门下车后，告诉哨兵，你是清华大学的刘冰，他会领你进去。"其他什么也没说，她挂了电话。这莫名其妙的通知，引起了我的疑虑和紧张。我放下电话大声叫："既英！你上来一下！"她正在楼下厨房里做饭，听到我叫，立刻上楼来问："什么事？"我把谢静宜的电话通知说了一下。她说："现在到人大会堂干什么？"我说："我问她，她回避不说，这必有鬼。今天是批斗我们的第十三天，什么'罪行'都揭了，什么'帽子'都戴了，反毛主席、反党、反革命，总不会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吧？唯一的可能是要我到那里先谈话后逮捕，这是个骗局！"苗既英说："这是真的吗？能这样吗？"我说："这还能假吗？这就是现实，残酷的现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呀！"她哭了，泪水成串地流下来。她说："这是屈打成招呀！几十年来，我们对党忠心耿耿，怎么是这个下场！毛主席糊涂了，真糊涂呀！我们往哪里说理呀！"我说："你别哭了，事情已经这样，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办。"她擦了擦眼泪说："我们也别太老实了，你现在立刻离开北京到老家去，这是他们逼的。我留在家里，一切由我顶着，要抓就抓我，孩子都大了，我们没什么顾虑，总不能株连九族，抓孩子吧？"她已经没有眼泪，脸色镇静而坚定，从心里吐出的这铿锵话语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感到她不再像一位普通妇女，而是一名视死如归的战士。我说："我赞成你的精神，但是不能走，走了反而又多一条罪状，最终还是我们遭殃。我考虑还是一切按党的原则办，他们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就是死了，毛主席、党中央还得把我们这一案搞清楚，几十年后还得平反。现在我就按他们的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你作好一切准备，如果我被抓起来，你要给孩子们通个信。"我看看手表，时间已到，拿上大衣，准备下楼。她从口袋里拿出些钱交给我说："你带上，我下楼给你煮几个鸡蛋，晚去几分钟他们能怎么样，你晚饭还没有吃呀！"我找了个本子，把钢笔灌满墨水，口袋里装了两个煮鸡蛋，7点零5分离开家。她送我上了车，在握手分别时，她的泪水滴在了我的手背上。

　　开车的司机很严肃，好像是要和我保持距离、划清界限，一路无话。我集中思想，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一切。我想，如果有人跟我谈话，很可能把问题集中在写信的动机、要达到的目的上面，也可能追问我的后台是谁，与在学校的批斗会和个别追问差不多。这也没什么，我实事求是，如实回答，正像苗既英说的，要光明正大。如果不讲理，要抓我，那我也没办法。拿定主意，服从党的决定，在组织原则上让他们挑不出毛病。如果把我关了起来，那就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让时间为我讨回公道，换来胜利。车子突然停了下来，我发现已经到了人民大会堂北门的台阶上。下了车，我向门内走去，哨兵拦住问："你哪个单位的？干什么？"我答："我是清华大学的，我叫刘冰。"哨兵说："你跟我来。"刚进门内，一位穿军服、干部模样的人说："你是清华的刘冰？"我说："是！"他说："好，你随我到这边来。"我随他走进了一个会议厅，据我的记忆，就是东大厅。厅内有几个女服务员在摆放沙发和茶几。后来汪东兴同志来了，他问："你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我答："我是清华大学的，叫刘冰。"他说："啊！你就是刘冰！过去没见过面。"这时谢静宜来了，她看着我恶狠狠地说："你来了。"然后她和汪东兴一边走，一边小声说话。我怕影响人家保密，赶快走到一个较远的沙发前坐下，等待着。我在想，大概就是他们两人加上吴德、迟群跟我谈话吧？我看看大厅一侧墙壁上的挂钟，差五分8点。这时陆续进来了一些人，先是政治局委员们，接着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同志来了。大家都在摆成圆圈形的两排沙发前入座，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其他人都坐第二排。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靠近坐在一起。我看到这种情况，肯定这是政治局会议，原来我想的那些纯属主观臆断。于是我离开墙边的沙发走到会场内第二排座位挨着胡耀邦同志坐下。我的前面是纪登奎同志，他转过身子同我握手，我向他问好致谢。8点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邓副主席接着又传达了主席的其他一些指示后，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然后把记的两片纸放在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张春桥狂妄地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这种蛮横态度，对于中央副主席甚至主席都是不尊重的，我感到厌恶。邓副主席刚回到座位上，姚文元插话说："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副主席没有理睬他，他却大声嚷嚷重复着刚才的话，并指着我们问："你们听过没有？"我说："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吴德立刻声明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邓副主席说："那好吧！请毛远新给传达一下，远新你讲吧！"于是毛远新慢慢腾腾翻开笔记本念了毛主席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个传达，真如晴天霹雳！我靠在沙发上，脑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率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会场上什么人再说什么，我全没听到，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说我矛头对着他老人家，从何说起！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正是抱着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才向老人家报告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矛头是对着他的。我想不通，我怀疑。但这是毛远新传达的，白纸黑字，明白无误。现实是多么残酷！

　　毛远新还在讲一些别的，我已不能分辨他讲的内容。但我必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只听到邓副主席说："讨论吧！"王洪文说话了，他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他列举了一些只言片语后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张春桥插话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姚文元跟着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你一言，我一语，讲个不停，时间几乎全被他们占了。江青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在会场旁边走动，嘴里嘟囔着，有时猛然提高嗓门，阴阳怪气说几句什么，我听不清楚，但可以看出她是给王、张、姚打气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说话。叶剑英副主席除了偶尔喝点水或偶尔用毛巾擦擦脸，一直在默默地记笔记，什么话都没说。11点钟左右，邓副主席说："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政治局委员陆续退席，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走在后面，步伐缓慢而坚定。从两位老人布有愁云而又严肃的面容上，我似乎感觉到他们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思虑。

　　走出大会堂，等人们都上车走了，我才从台阶上走下来，找到清华的车子。一路上我在想，主席说的"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含义是什么？想来想去觉得主席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在会议上作检查，在会议上接受批判。既然是这样，在明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我就该检查了。主席批示中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又点名要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毫无疑问，我对主席批示持何种态度，主席定会注意的。但如何检查呢？我正在考虑的时候，司机同志突然发问："刘冰，你这几天想过没有？你的错误严重不严重？"我说："想过，是有错误。"司机说："只是有错误吗？迟主任、小谢对你那样好，解放了你，你却诬告他们，你应该吗？人总得有点良心，我看你应好好想想。"这位司机同志平时给我的印象是老实巴交，不大爱说话，有时说话甚至脸都发红，今天居然说出这样的话，真出我意料。我想不能怨他，因为他不了解真实情况，一个普通工人，怎么会知道迟群这种伪君子的真面目呢！所以，我对他的好心表示了真诚的感谢。

　　午夜12点整回到家里，苗既英惊喜我能回来，脸颊上滚淌着热泪。她问："怎么回来了？"我说："主席指名要我去参加政治局会。"她惊讶地问："参加政治局会？怎么回事？"然后我把主席批示和指名我们参加会议的详细情况讲了一遍。"这真是冤枉呀！"她说出这句话后久久不语，一直用手绢擦眼泪。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镇静地说："给他老人家写信反映情况是矛头对着他的，中央副主席给转个信也成了偏袒，怎么能得出这个结论？还有真理没有？还往哪里去讲理？"停了一会儿，她用怀疑的口气说："老人家是不是真的糊涂了？他八十多岁了，人老了容易糊涂，这个批语不是颠三倒四吗？"我说："不全是糊涂，而是听了毛远新、谢静宜一面之词。"她说："按这个批示，就会给你定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呀！批示如果编在'毛选'里，那我们就永世冤枉吗？我看不能。我们要活下去，在世时不能翻案，也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为你翻案。"我说："是呀，现在已经到头了，没地方说理。小平同志转个信是偏袒我，这不正常啊！现在只有检讨，争取留在党内，只要活着，过几年再说。反对毛主席的帽子现在已经给戴上了，我怕开除党籍，一旦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明天晚上政治局会议上，恐怕我们五个人要检查了，现在要想想如何检查。"她说："一个是检查，一个是不检查。我们没错检查什么？"我说："主席说矛头是对着他的，不检查行吗？不行！因为那样会给再戴上一顶对抗主席的帽子，岂不更冤枉。几十年来我们在亲身实践中看着主席领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自己的成长也是他的思想哺育的，在这一件事上即使是主席错了，从良心上讲，也不能对抗，让主席为难。"她说："检查什么？"我说："我想主席是站得高，看得远，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些鸡毛蒜皮，给主席派来的干部罗织罪状，然后戴一顶'诬告'的帽子。"她说："你不能过细检讨，原则上表个态就行了，不能给自己戴帽子。"我说："毛远新是要给主席汇报的，不戴帽子，主席通不过。"她坚决地说："不能过细，不能戴帽子，要给自己留个余地，将来好翻案。"我说："戴顶帽子，将来也要翻案。"她说："你再仔细想想怎么办好。明天你好好准备一下，现在该休息了，已是3点钟了。"我们都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仍然商量着在政治局会议上如何检查的问题，直到东方发亮。

　　苗既英这年夏天进城开会，下车时摔成脑震荡，好几个月不能工作，从10月下旬才开始半日工作。昨晚彻夜未眠，头痛加剧，上不了班，只好请假。在家里她用长布条勒住脑袋，躺在床上，考虑我的检查。我自己一整天待在办公室准备晚上的检查。我的思想从来没有这样紊乱过，矛盾重重理不出头绪。不检查，怕给我扣上反主席而又不认错的帽子，开除党籍，永远说不清楚；不检查，怕说我对抗主席的指示，而我对主席是崇拜和忠诚的；不检查会有损主席的形象和威望，我决不愿意那样。检查吧，检查什么？把没错说成错误，这不是对主席不忠吗！把没有的事安在自己头上不是自欺欺人、欺骗主席吗！主席说我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他的，这是从何说起？但申辩又有何意义？翻来覆去想呀，想呀，最后无可奈何地下了决心：作违心的检查，争取过关，将来再说。

　　晚7点，我离家时，苗既英一再交待我"要冷静"，说话要留余地，尽量不要给自己戴帽子。我7点50分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政治局委员们也陆续到来。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仍然挨近坐在会场的东边。晚8点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他说："现在开会，先请毛远新同志传达主席指示。"他接着说："远新，昨晚的会你向主席汇报后，主席有什么指示，你讲吧。"毛远新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本子，一边翻着，一边说："昨晚的会，我向主席作了汇报。"随后他念着本子上的记录，他给主席说了什么，主席听后讲了些什么，一段一段地念了大约40分钟。我一边听，一边感到毛远新的汇报有明显的倾向性，实际上等于他出题目，主席来回答，包括主席对张铁生的肯定，都表达了毛远新的意愿。毛远新传达完毕，邓副主席说："你们五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会，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吧？"胡耀邦同志站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五位同志来参加会，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说我说了什么话，我都郑重表示，我没有那些问题，也没说过那些话，请求中央查证。我与刘冰在团中央一块共过事，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转信，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他，但信要由他自己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我是科学院，他是清华大学，所以我不能帮他转信。"耀邦洪亮的声音在会场回荡。他发言后，好久没人说话，王洪文也无言以对。

　　过了一会儿，邓副主席说："你们谁还说话呀？"我看看周围没人回应，待不住了，就说："我发言。"我刚说话，邓副主席说："刘冰同志，我耳朵背，你坐在我旁边讲，好不好？"我赶快走过去，坐在他老人家左边的座位上。我说："主席对我作了严厉的批评，我在这里向主席、向中央作检查。"然后，我概括地讲了五个意思：第一，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又要我列席政治局会议来帮助我，这是对我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谢；第二，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一些鸡毛蒜皮，罗织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我犯了诬告的错误；第三，我在送信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党、对主席应忠诚老实，不能隐瞒；第四，我请求党中央和主席给我以处分；第五，我向主席和党中央保证在我的后半生，我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刚讲完，谢静宜莫名其妙地说："1968年我们刚进清华时，你刘冰被蒯大富关在地下室，我有一天夜里12点钟去看你，你正在吃窝窝头，是不是？"接着发言的是胡乔木、李昌、周荣鑫三同志。

　　乔木同志发言中讲到我的问题时，他说："刘冰同志的第二封信是我送给小平同志的。"这时猛然从背后响起尖厉而有点沙哑的声音："乔木！你反对毛主席呀！我现在才知道。"我扭头，看到是江青在说话，她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前，上面还摆着饭菜，据说她才吃晚饭。她猛然站起来追问："你为什么给刘冰送信？"乔木说："我不认识刘冰，也不认识迟群，只是听说过他们，我对刘冰印象好一些。"江青怒冲冲地用她那颤抖的声音说："乔木呀！你反对毛主席呀！""你是主席的秘书，你反对主席我没料到。"她歇斯底里的棍子加帽子的发言，使我感到厌恶。怎么送封这样的信就是反对了主席？合乎逻辑吗？还有真理吗？乔木同志是我们党少有的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有着重要贡献，怎么能因为送了一封党员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的信，一瞬间就成了"反对毛主席"呢？这不是信口开河，以势压人吗！周荣鑫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来晚了，他最后发言。在他发言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这四人不断插话，实际上形成了对他的围攻。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就因为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对于一位在第一线领导教育工作的部长竟如此不尊重，随便给人戴帽子，什么"否定教育革命"、"搞资产阶级教育"、"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等棍子、帽子一齐打来。而从会上另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表情，可以看出对他们这样霸道是不满意的。时间已经11点多了，邓副主席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散会。"这天的政治局会议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