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宣传队一位负责人来车间看我，对我说："有关'解放'你的消息，报纸、电台都以头条新闻发表，这说明中央领导对'解放'你的重视。你应觉悟，不要辜负对你的希望。今后你还在这里劳动，和大家一起参加整党，通过学习'九大'文件，进一步总结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彻底改变世界观，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这位负责人好心的嘱咐和交待，我表示了感谢和照办的决心，但同时思想上画了一个问号：何时才算"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份开完以后，有关大会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已经学习一个月了，我的检查报告就是依照"九大"精神写的，这算不算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呢？如果不算，为什么"解放"我呢？如果算，为什么又提出要我"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呢？这把我真正搞糊涂了。我这个运动中被划入"另册"的人，现在虽已"解放"，但某些"自来红"的"革命者"，可能仍然视我为"解放了的另册人"，我应该注意严于律己，处处谨慎。从这以后，在车间的学习会上或是在整党学习会上，我都特别注意学习毛主席提出并经党的"九大"系统化了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建党"五十字"方针，并以这个理论、路线、方针再次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前我经手在学校进行的工作。我一方面感到主席的理论、路线、方针讲得对，自己在思想上、工作上跟不上，应当努力学习和好好掌握；另一方面，又感到在社会主义时期，大量的工作是经济和文化建设，在学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主要的时间和工作是教学和科研，这些在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中，是否也应有所表述呢？否则和"四清"运动中有人提出的"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不是容易混同吗？将来如果我们的经济、文化建设落后了，会不会又要纠偏呢？但是，当我想到毛主席总是高瞻远瞩从战略上看问题，以及他作为领袖的预见性时，我又怀疑自己眼光短浅，容易从眼前、从局部看问题了。这样就使我对毛主席讲的"只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行的"论断，感到钦佩。在整党中，我多次用这个论断来"解剖自己"，但不管如何"解剖"，在我的脑海里总是有一块似是而非的区域："理论和方针、路线应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量的工作是经济文化建设，一定的量规定一定的质，社会主义时期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应该依据什么？"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始终存留在头脑中。

　　经过整党，我和大家一起恢复了组织生活。当我三年多后第一次参加支部会、小组会，投票选举支部委员会时，脑子里闪出了一种想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是谁下令停止了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组织生活，中央委员会有没有权力停止全国各地党员和党组织的活动？中央政治局、中央主席有无权力停止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的活动用"中央文革"代替？如果党章上没有规定，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干了，算不算违反"民主集中制"、违反全体党员的意志？我认为这是严肃的问题，在今后的代表大会和党章上，应该就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保证类似的情况不再发生。这在当时只不过想想而已，一直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我在甘肃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才敢于讲了这个意见。今天看来，我个人认为，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党的各级委员会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党员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应当更深入地研究以往的经验教训，作出详细的法规性的规定，这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和事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在我恢复组织生活后，在车间劳动和各种群众活动中，我虽享有和其他人一样的权利，但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在政治学习会上，每逢宣传队来人参加，总要点名要我先发言，而我发言时，宣传队的人总要在本子上作记录，这表示对我还在进行考察。我认为自己是"解放了的另册人"，肯定是言中了。

　　在我"解放"后，宣传队告诉我要"解放"何东昌，说他在工程物理系作检查时感情上不去，要我去看看他，和他谈谈，作点帮助。自从1968年我们两家人从九公寓被赶走后，我搬到二宿舍，何东昌同志搬到清华附小南院，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这次奉宣传队之命去看东昌，是我们大难不死之后第一次见面。他和李卓宝同志都在家，我们两人眼含热泪，紧紧握手，久久讲不出话来，这大概是战友劫后重逢感情撞击的一种表现吧。李卓宝同志请我坐下来，我看着他们夫妇二人消瘦的面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东昌告诉我，我检查时他坐在台下，我哭他也哭。我说那天我想到全心全意按照中央的指示，为党工作，衷心地拥护、崇敬毛主席，结果"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着实感到心里难过，对不起党的培养和教育，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哭了。东昌说他在工程物理系作检查讲了两个小时，感情上不来，没通过。我告诉他宣传队跟我说要"解放"他，只要感情上来，再讲一次就通过了。后来东昌又检查了一次，被通过，予以"解放"，这大概是"感情"上来了的原因吧。什么叫"感情"？和理智是什么关系？可否说理智是感情的凝结或升华呢？理智和感情哪个是更本质、更高级、更可靠的东西？在我看来，理智是本质的东西，因而更高级、更可靠。但在那个年代，许多真理的东西被扭曲了，形而上学的东西，招摇过市，猖獗一时。

　　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1968年底，我的儿子刘春阳和女儿刘爱阳分别到山西曲沃、陕西延川插队去了。对于主席的号召我是拥护的，因为我参加革命后，是走的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希望我的子女也能受到工人、农民的教育。但我是成长在战争年代，当时条件不允许我继续在学校学习；而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孩子们还未成年，正在学知识的时候，如果下乡没有期限，会不会耽误他们的文化知识学习呢？这种顾虑有过一闪念，但为了响应主席的号召，我还是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送子女"上山下乡"了。1969年四五月间，宣传队决定清华的干部和教师职工到江西举办农场，参加劳动，家庭是双职工的，留一人在学校，另一人到江西。宣传队决定我留在学校，苗既英到江西。从5月开始，6、7、8几个月，学校的教职工近三千人分多批开到江西鄱阳湖畔，办起了"五七"农场。苗既英是7月间走的，她走后，家里留下两个小儿子刘红阳和刘夏阳，他们都在中学学习，我仍在铸工车间劳动。分别前，我嘱咐苗既英劳动中要量力而行，注意身体，孩子们告诉妈妈，他们会听爸爸的话，请妈妈放心。苗既英嘱咐我注意肠胃病，按时看病吃药。临走时我和两个孩子扛着妈妈的行李，把她送到集合队伍里，孩子们说了声"妈妈再见"，送别了踏上千里征途的亲人。这年的10月，我的三儿子刘红阳被分配到云南西双版纳，学校宣传队要孩子回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那时布票紧张，孩子没有替换的衣服，为了给远去云南的孩子准备衣服，我用了两天时间，在西单和前门大街，跑遍了委托商行，才买了几件不合体的旧衣服，作为儿子的行装。送走了红阳，家里只剩下我和夏阳两个人了。这时我们六口之家，分散在五个省市，真是"天各一方"啊！但全家没有人说过一句埋怨的话，一致的心思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主席指引的路。他们走后，我和小儿子夏阳相互关心，相依为命。我一大早上班，孩子一大早上学，为了赶做早饭，我把定时钟扭到五点半，谁知钟响惊醒了孩子，夏阳争着起来帮爸爸做饭。在学校打球，把衣服搞破了，回到家里孩子用胶布把破的地方粘起来再穿。为了给上山下乡的孩子提供学习的条件，有几个星期天我带着夏阳进城，跑书店、商店，给千里之外的孩子们买半导体收音机和农用通俗书籍，然后再跑邮局去寄。每逢姐姐、哥哥、妈妈来信，孩子总是催爸爸回信。经过"文化大革命"，猛然间孩子们长大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点不错，受过磨难的孩子，会成熟得更早一些，不是吗？

　　我在铸工车间和工人同志一起度过了1969年，迎来了1970年。这是70年代的开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1月1日发表题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社论，通篇充满着阶级斗争和准备打仗的思想。社论引用了毛主席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的号召，要求全国人民对于战争要百倍提高警惕。我的小儿子夏阳已经参加海军离家走了，元旦这一天，我是在"非常革命化"中度过的。我到食堂买了一个土豆红烧肉，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然后，在家一边洗衣服，一边听"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广播。我想到了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入侵我黑龙江珍宝岛地区，随后苏联军队又入侵我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和铁列克提地区，目前在中苏、中蒙边境苏军陈兵百万，虎视眈眈的情形，认为毛主席的号召英明正确，应当有备无患，我甚至想到一旦战事发生，我将电告分散在五省的妻子儿女就地参战，我自己将在北京参战。这个元旦我可以说是在准备打仗中度过的。1月2日，我就到车间劳动去了。当我开始日复一日的筛砂、清砂、抬铁水包、制造模具等紧张劳动时，我思想上准备着70年代的第一年就这样干下去，或许还会迎来现代战争的新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