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在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煽动下，学校里武斗升级了。"井冈山"派和"四一四"派分别占据了教学区各高层建筑，用大刀长矛和自制武器相互厮杀。两派的广播台相互对骂，昼夜不停，特别是到了午夜，竞相加大音量，信誓旦旦宣示自己一派最正确、最忠于毛主席。当然，孰是孰非，群众自有公断，但国无法治，校无宁日，公断又有何用？！

　　5月30日凌晨，"井冈山"派"革战团"的一群人，押着我离开甲所，翻过第一教室楼后面的土山，绕过楼前的马路，转移到了旧水利馆楼上。从这天凌晨开始，两派整整打了两天。我透过窗子，看到对面建筑馆房顶上，远处大礼堂圆形屋顶上，都有头戴钢盔手持钢枪的人在匍匐、走动。白天，在我能看到的建筑馆和旧水利馆之间的路上很少有人行走，只偶尔有手持长矛的人从东面机械厂的平房处朝建筑馆跑去。夜晚，建筑馆、旧水利馆灯光昏暗，从礼堂的圆顶到清华园西北部，我能看到的远处一片漆黑，午夜划破长空的枪声和两派广播台的对骂声交织在一起，久久不停地在夜空回荡。我躺在楼板上体味着这阴森森的武斗夜景，好像在做着一场噩梦。此刻，在教学大楼，在科研中心，在工厂车间，在东西两大操场，在教工住宅，在学生宿舍，人们或在愤怒，或在哭泣，或在议论，或在沉默，偌大的清华园没有一个平静的角落。在旧水利馆楼上待了三天，吃饭喝水都是我多次催要才给一点。那些"英勇的武斗战士"都在忙着打仗，对我的看管，自然就放松了。我在房间里可算自由自在，但思想沉重，时刻担心着学校的建筑物、教学仪器、科研设备处在被毁坏的危险之中。三天过后，"革战团"的一伙人押着我转移到了生物馆，关在二楼北边的一个房间里，给我布置任务学习"毛选"，写检查。空气平静了几天，但从广播中听到，两派仍然在武装割据，构筑工事，战云密布。也许是他们太忙了，对我每天除送三次饭外，没人过问。从5月30日以来，已十多天与家人失去联系。为了免去家里对我的担心，我考虑尽快与家里取得联系，并尽可能让家里人知道，我被关在生物馆楼上。在我被关进甲所之前，我的家已经被迫从九公寓搬到学校最北边与清华附中隔壁的二宿舍，距离生物馆很近。现在我每天从生物馆二楼透过窗子眺望二宿舍上空，多么盼望能见到亲人啊！一天早上7点半，我从窗户朝下看，突然发现我的小儿子夏阳骑自行车通过河渠上的小桥朝南驶来。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幼稚的脸颊上蒙着愁云，两只眼睛四下张望着，似乎怕什么似的，慢慢行驶。我真想叫一声："夏阳！爸爸在这里呀！"但我不能叫。我意识到孩子是到一零一中上学去。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和5点这三个时间我继续观察，发现12点20分，孩子经这里回家，1点半经这里上学，5点半经这里又回家。这样我每天几次可以看到他，精神上得到无法言表的安慰。后来我又看到了我的另外两个儿子春阳和红阳路经生物馆后门前面的小桥，春阳穿了一双懒汉鞋，这启示了我，于是我写了一张纸条："我需要洗换的内衣，鞋子也破了，给我买一双像春阳穿的懒汉鞋送来。"我的意思是让家里人知道武斗中我还平安，并说明我看到了儿子脚上穿的鞋子，这样家里人也许会从儿子走过的地方猜想到我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向"革战团"一位负责人说明我需要生活用品，把纸条交给了他，他答应把纸条送到我家里，等准备好了再给取来。纸条家里收到了，东西也送来了，但家里人始终没有猜到我被关在什么地方，因为儿子穿着那双懒汉鞋走过二宿舍周围远近许多地方，好几处建筑物都是"井冈山"派的据点。在生物馆待到7月上旬，这一段时间，除了基础课教研组造反派来"审问"过我一次并对我动武外，其他来人询问某件事或要我给写什么证明材料，都还讲理，没有侮辱之词。生活也较为安定，我除了学习"毛选"，在房子里一天三次进行身体锻炼，我立志不能把身体搞垮，要健康地走出牢笼。7月中旬一天拂晓，"革战团"的头头把我叫醒，让我立刻整理行李准备转移。随后，一群学生模样的人手执长矛，让我背好行李，用绳子紧紧捆住我的胳膊，用毛巾蒙住我的眼睛，一个人抓住我的衣襟，要我跟着他走。出了楼门，过了生物馆到校医院去的河渠上的小桥，跑步过了西大操场，经过学生宿舍一、二号楼，绕过电厂，从清华附中校墙后的稻田里，把我押到北京体育学院门口。我听到那几个拿长矛的人小声嘀咕了一阵子后，拉着我跟他们走，透过蒙面毛巾，我看到是沿着体院的校墙转弯向北走。刚走了不远，后面一个人叫喊："不要走了，停下来在这里等车。"于是那几个人用手摁着我原地坐下，先给我摘去蒙面毛巾，然后给松了绑。这时太阳已从地平线上露了头，火红火红的光焰，映衬着绿色的原野，晨风阵阵拂面而过，我的心情突然间舒展了许多，这大概是大自然神奇的魔力吧，我多么盼望自由啊！猛然，从体院门口校墙转弯的地方走过来一群人，渐渐看清楚那些人押着党办主任何介人同志和宣传部副部长林泰同志朝我走来，并要他二人坐在距离我很近的地方。我们互相看了再看，是战友形同路人，想说话有口不能言，这真是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那些人把我们三人用黑布条紧紧缠住眼睛，推到车里开上走了。这一下什么也看不见了。车子飞速地奔驰，我们三人在座位上身躯紧挤在一起，表示战友之情，但谁也不能说话，因为前面座位上的人和开车的人是看押我们的"铁杆造反派"。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我熟悉清华和体院朝昌平方向的地形，凭我的感觉，车子是先向东而后向北，我猜到是向昌平方向行驶。我估计可能是把我们运往三堡--清华教工疗养所，到那里要路经昌平、南口而后顺关沟上山。听说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同志被蒯大富他们关在那里，也许现在正在遭受酷刑，但他不会知道他无辜的弟弟（罗征敷）已经被"最最革命"的蒯大富的同伙活活打死了，也不会知道我和何介人、林泰即将被投入"蒯司令"的三堡"牢房"。车子向北飞速地行驶着，约一个小时后，突然转向西行，跑了约两公里后又转向北，路一直较平，我感到这不是去三堡，因为昌平到南口最少也有三四公里，并且快到南口时要下一个大土坡，因此我断定这是到二百号（即原子能研究所）。果然不错，车子停了，一些人骂骂咧咧把我们拉下车，把我送到一个房间后，去掉缠眼睛的黑布，我认出这里是二百号的宿舍楼。那些人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说："二百号。"那些人惊奇地骂道："你这老家伙怪聪明呀，你怎么知道是二百号？"我说："从参加工程规划讨论、看地皮，到参加开工奠基，直到建成，我多次到过这里，这些房间我都看过，你们骗不了我。"我住的这个房间窗户全部用木板钉住了，屋子正中央吊了一个一百瓦的大灯泡，到了晚上，通夜不关，照得眼睛发花。一张双层床，一张抽屉桌放在床边，床就是凳子了。门的上方正中间有一个筷子粗细的小洞，估计是用来监视我的。这天夜里12点钟，看押的人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审问"，要我交待所谓"自觉反毛主席和清华有个自觉反毛主席集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使我感到震惊和突然，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我说："第一，我最崇敬毛主席，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来，从没反过毛主席，更说不上什么自觉反毛主席了。第二，我不知道也没听说过清华有个自觉反毛主席集团。第三，你们说我们党委有人交待清华有个自觉反毛主席集团，谁交待你们去问谁。"那些"审问"我的人拍着桌子骂我"不老实"，一个女学生横鼻子竖眼睛，怒不可遏，拿着记录本抖擞着说："刘冰！你刚才的话都记在本子上了，板上钉钉儿，是你不老实的罪证。"一直审到凌晨2点钟，才让我回到房间。一连几天都是午夜12点"提审"。有一天夜里"审问"我的时候，我听到距我不远的房间里有重重的鞭打声和惨叫声。审问的人说："刘冰！你听见了没有？是什么声音？"我说："这是拷打，是逼供信，你们用这个办法吓唬我吗？坦白地说，我不怕。"那些人接着真的打起我来了。他们用棍子、板子和拳头猛打了一气，我被打昏了，但我仍然坚持站立着，依靠着墙壁没有倒下。他们看到打对我没有用，就变换手法，一个姓孙的头头说："刘冰，告诉你，我们已经把你的儿子抓起来了，他交待在家里你骂毛主席，这就是证据，你不交待，也能判你的罪。为了你的孩子，你也应该说吧。"我听到我的儿子被抓起来了，立刻难过得揪心疼痛。我冷静了一会儿，心想他们是用这个办法来攻心，我不能上当，要揭穿他们。我说："你们抓未成年的孩子，用这个办法吓唬我，只能证明你们违犯政策，理屈词穷。"审问我的那个头头无可奈何地说："看起来你是一个老顽固，真是顽固不化了。"这帮人几天来对我连续不断地"审问"，逼我承认自觉反毛主席，我当然要坚决顶住。我已作了死的准备，我估计他们会"狗急跳墙"，为了某种需要，可能要害死我。我想，必须要人们知道真相，不能被诬陷。因此，我用了很小的一张粉白纸条，写上："他们逼我承认'自觉反毛主席'，我没有，永世也不会反毛主席。刘冰遗言。"然后，我把棉被边折叠压缩，用手轻轻把缝在边上的棉线拉长，这样我的手可以从被边的缝中伸进去，直到被里的中央，把纸条夹在里边，然后慢慢放松让被边还原，不留一点痕迹。处理停当之后，我感到内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超常的坦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勇气和力量。用拷打和威胁的办法他们失败了，就用罚站的办法，二十四小时不准坐、不准休息，让我站在屋子中央的大灯泡下，他们通过门中间的小空洞监视。我的脚腿都站肿了，为了同他们斗争，我躺在地下闭目养神，把两条腿抬高蹬在墙壁上或放在床边上，使血液回流，这样既可减轻腿脚的肿胀，又可得到全身的休息。他们发现后冲进房间，猛打我一顿；他们一离开，我又照样抬脚躺在地下，有时还能睡上一会儿。为了坚持斗争，我必须保存体力，就这样和他们斗争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拂晓，我不顾一切躺在床上睡熟了。一觉醒来，已是上午10点钟，睁开眼睛，桌子上放着一碗粥和一个窝窝头，房子里只有大灯泡还在发亮，一切都静悄悄的，这标志着他们已经失败了。我坐起来，大口地喝完了那碗粥，靠在床上啃着窝窝头又睡着了。12点半来送午饭的人把我叫醒时，嘴里还啃着没吃完的那块窝窝头。

　　在二百号度过了一周真正的囚犯生活，我准备迎接更加艰苦的日子到来，开始了室内锻炼，并要求每餐饭给我增加到两个窝窝头，如果不给，我就绝食，以示抗争。我要千方百计保持身体健康，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突然，在第八天的夜晚，那个姓孙的头头通知我打好行李，准备离开。那些看押的人，鬼鬼祟祟，神神秘秘，还有点惊慌，在楼道上穿梭走动。我估摸不透他们又要干什么。过了一会儿，听到楼下有汽车马达声，头头大声吆喝着："快！快把他们带上车！"接着他们用几层布蒙住我的眼睛，用电线紧紧捆住我的手，勒得两手全都麻木了，然后把我推到卡车上。车上已挤满了人，好像都是被捆绑着，我碰到背后一个人，也是双手被捆绑的。车上空气沉闷，没有人说话，只有那些手持长矛的人吆喝着："人齐了没有？快开车！"汽车驶出二百号，跑到公路上，先向东跑了一段，而后向南开去，这是去北京城的方向。我估摸着车子已到了清河镇，但没有向西拐弯，却继续向南。到哪儿去呢！？突然车内有一位女同志大声呼叫："救人啦！有人抓人呀！"接着一阵乱打，有个人说："快拿毛巾捂住她的嘴。"另一个说："狠狠揍，打死她！"车内乱起来了，那位女同志挣扎着，人们相互碰撞。看押的大声骂着："妈的！动什么！不准动，谁动我揍谁。"听到了噼噼啪啪打耳光的声音……那位呼叫的女同志，声音好熟悉呀！是谁呢？我想了许久，判定是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饶慰慈同志。由此我断定车上捆绑的人，都是校党委和系总支书记以上的学校干部。车子飞速奔跑，我们上下颠簸，我的手被电线勒得不仅麻木，而且有一种难忍的热辣辣的疼痛感。我向看管者说："我的手已经疼得不行了，你们给我松松行不行？"看管者说："不行，你忍着点吧。"然后捅了我一拳。我说："你们是哪家的政策？这样对待干部？"接着他们又捅了我一拳。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车子停了，好像到了一个灯光明亮、人声嘈杂的大院里，接着我听到"北航广播站"几个字从喇叭里传出，我判断这是航空学院无疑了。我们被拉下车，带到房子里，我住的房间有三张双层床，里面住满了人，我被分在门口的下铺。我说："我的手疼得厉害，你们赶快解开吧！"一个人说："给他解开。"我的手是解开了，但肿得厉害，两只手的指头都不能弯曲了，疼痛难忍，痛苦不堪，我请他们给我弄点热水泡泡手，他们根本不予理睬。我忍着疼痛，强行活动手指手腕，一个星期后才消了肿。蒙眼睛的布他们不给去掉，只是吃饭时才给解开。那时正是7月底8月初北京最热的季节，每天汗流浃背，汗水浸到眼里，严重损害了我的视力。在"北航"的七八天，什么事也没有，每天除了三顿饭，都是蒙着眼睛，生活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听着"北航广播站"的播音，我想知道的清华的情况听不到，我不想听的，却没完没了地大吼大叫，听疲乏了睡觉，睡醒了又听，昼夜不停，天天如此。8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又被秘密押运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