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毛主席7月中旬至9月下旬视察大江南北，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主席以73岁的高龄，冒着酷暑，用两个月时间对"文化大革命"调查研究，可见对这场运动的重视。想必有许多新发现、新观点，作出新的指示，但没有详细报道。我这个被编入"另册"、终日在批斗和屈辱中挣扎的共产党员，多么盼望能看到主席的指示，特别是有关干部问题的指示。10月15日，我终于看到了传抄的毛主席视察湖南、江西、浙江、上海、河南、河北六省市时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主席除了针对群众中严重的派性斗争和分裂情况，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提出了对红卫兵的教育外，着重谈了干部问题。他指出"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主席的指示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从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我衷心地拥护。联系到学校的情况，我感到主席的指示完全符合实际。正像主席指出的那样，学校里分裂为两大派尖锐对立，直到相互抓人，发生了8月31日的武斗事件；对于干部，这一派保的，那一派要打倒，那一派保的，这一派要打倒，其结果是统统打倒。这两个问题都是主席指出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毛主席的指示靠谁去落实？学校的问题靠谁去解决？靠党吗？党组织瘫痪了。靠群众吗？群众分裂为两大派，相互对阵，不可调和。想到这些，我又感到主席的指示距离学校、距离我本人又好像很远很远，可望不可即。听说蒯大富10月9日就在大礼堂传达了中共中央转发的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重要指示。从这以后，清华园到处喊着要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大字报、两派的广播喇叭、各个"战斗"团组的集会，都在谈论这件事，热闹非常。我抱着一线希望，拭目以待。10月20日下午，从两派的广播中传出，这天上午因为所谓的"反革命"周泉缨的材料问题引起两派发生了武斗。一派说周泉缨的材料你不给，另一派说你借口周泉缨问题抄了我的干部办公室，就这样两派打了起来，还打伤了人。这时两派都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都在大喊大叫要学习贯彻最新最高指示，而在实际上，这是贯彻毛主席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吗？是把学习和行动结合起来吗？事实告诉人们，只空喊口号是靠不住的。

　　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校医院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要我带上行李跟他到甲所。这个地方原是校党委几位书记的办公室，当时已被造反派占领。进了甲所后院，头头顺手推开了一间房门，说："刘冰你把东西放在房里，从现在起，你就住在这里，吃饭由你家里送，听候我们通知，就这样。"然后，他把房门关上锁起来就走了。我大声问道："你们要我来干什么？怎么能不说原因，就把我锁在房里？"头头在门外大声嚷嚷："你以后会知道的。"院子里再没声音，他和一些人到前面房子里去了。我看看手表才4点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像犯人一样被关了起来，第一次完全失去了自由。我在房子里只有几米的范围来回踱步，造反派曾经宣布过的要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蒯大富多次讲的要"把刘冰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不停地翻腾。我想：眼前的被囚禁大概就是前面这些说法的效验吧！我不能被吓倒，要顶住！我是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对我专政只能证明他们的反动。他们哪里是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简直是背道而驰，是捣乱！天渐渐黑下来，我打开了电灯，光线微弱，灯泡大概只有25瓦，看来他们事先把灯泡换了，这引起我的警觉。我察看房间各处，发现窗子被木条钉了起来，房子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条桌、一个凳子外，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看来他们是有准备的，可能要把我长期关在这里。7点钟左右，头头把房门打开，一位工人师傅跟他一同走进房里，头头说："刘冰，以后由这位工人师傅负责看管你，负责给你送饭，上厕所由他给你开门。"然后，头头退出了房间溜走了。工人师傅手里提了一个饭盒，说："这是你家里给你送的晚饭，吃完后我来把饭盒取走。"我说："我想见见家里人。既然把我关在这里，我得告诉家里，让他们放心。再说还需要给我送来换洗的内衣。"工人师傅无可奈何地说："要见面，那恐怕不行。要衣服你写个条。"看样子这位工人师傅派来之前是经他们做了工作的。我找出笔记本，撕下来一页纸，写上："我可能短时间不能回家，给我送来换洗的衣服。"师傅说："不能这样写，只写送来换洗的衣服。"于是我把前面半句话划掉，下面写上我的名字。师傅说："你勾了不行，划几道，字还看得清楚呀！"我反问："你们是不是怕我家里人知道把我关起来了？"师傅难为情地说："是又怎么样？你别问了！"我想了想，问他也没用，于是从本子上又撕下一页纸，写上："先给我送来换洗的衣服，以后需要什么再说。"我所以这样写，还是想让家里知道我短时间回不去。师傅拿去纸条往外走，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上，锁住了。我听着他离去的脚步声，心想：这是一场斗争啊！一场切断同反切断我与外界联系的斗争。我打开饭盒，准备吃饭，听到外面有人来了，放下饭盒，门已被打开，头头凶相毕露地站在门口嚷嚷道："刘冰你老实点，你做什么手脚？你写的纸条不行，要重新写！"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接过纸条用劲撕碎，撒在地上，从本子上又扯了一页纸，写上："我需要换洗的衣服，多送几件来。"我所以加上"多送几件来"，还是想表达我短时间回不去的意思。那头头没等我签名，顺手抓去纸条就撕了，他说："你就写'给我送换洗衣服'，一个字也不准多写。"为了揭穿他们，我决定不写了。我说："不必写了，请你们到家里帮我拿来就是了。"我想，如果他们去了，家里人必然要问明原因，才会交给衣服，这样就逼着他们非说不可。但头头不干，非要我写，而我则坚持不写。头头发火了，大骂我"不老实"，"无事生非"，我以沉默来对抗。就这样对峙了一会，头头骂骂咧咧地走了。

　　夜里10点多钟，师傅把我带到隔壁一间大房子里。房里灯光很亮，头头坐在办公桌的中间，两边各坐了两三个人，其中有一个衣着像复员军人模样的人，他和头头你一言我一语地催我坐到房子正中间的一个凳子上。然后，头头说："刘冰，你知道叫你来这里干什么？"我答："你们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复员军人说："要审查你的历史。你懂吗？"我答："我的历史1942年整风运动中早审查过了，用不着你们审查。"头头说："你的历史不清楚，需要我们审查。不行吗？"我答："我是中央组织部管理的干部，我的历史只能由中央组织部审查，你们没这个权力。"头头猛然站起来，用拳头捶着桌子，嚎叫着："你老实点，摆什么资格，你是走资派，是黑帮！"我回敬说："你吓不倒我，我说的是事实。"复员军人说："算了算了，不跟他磨牙。刘冰你听着，从今天起，你在这里写材料，集中写你的历史，并且随时接受我们的提审。"头头说："好了，今晚就谈到这里，你回房间去，明天早饭后，就开始写材料，三天后再找你。"回到房间已11点半钟，我把床铺整理好，躺在床上，思索着下午、晚上在甲所发生的一切，渐渐地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他们是想从我的历史上制造一个什么东西，以达到打倒我的目的。这也就告诉我，他们要想从工作问题上打倒我，已经办不到。但他们在我的历史上要制造什么东西呢？我仔细回顾了我的历史，特别是我参加革命29年的历史，我估计他们很可能要在我入党的问题上做文章。因为我是两次入党：第一次是1938年6月在河南地下入党，7月经河南党组织介绍到延安抗大学习，但党的关系直到同年10月还未转到抗大，就在10月间，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学校党组织劝我重新入党，等河南转来党组织关系时再计算那一段党龄，就这样，我重新入了党。到1939年春，中央组织部把河南转去的我的党组织关系材料转到我当时所在的抗大一分校，这才接上了前一段党的关系。从这时起，在我的履历表上，我都据实写明了两次入党的情况，以及什么时候接上了第一次入党的关系。我反复思索，认为他们定会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事端，因为当时正是康生、江青一伙指使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到处揪"叛徒"的混乱形势。我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一直到凌晨4点钟才入睡。早晨还是那位师傅来送早饭，他把我叫醒后，批评我睡懒觉。我毫不在乎，心里倒觉得高兴，一来是我想清了一个问题，二来我总算美美地熟睡了将近四个小时。早饭后，我开始写我的历史材料，一天，两天，第三天上午材料全部写完，下午校对了一遍，我感到我是尽量详细写了我从出生到"文化大革命"45年的历史实情，吃晚饭时把材料交给了师傅。

　　送走了材料，我有一种轻松感，"心底无私天地宽"，自知自己的历史是清白的，自然心里很坦然。但又想知道材料送去后"造反派"们如何动作，所以每天都盼着师傅带来的消息。时间一天天过去，一个星期了仍然没有反应。我待在房子里没有任何事情，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而书只有"毛选"和语录，为了消磨时间就背语录。11月初，北京的天气已很冷了，这些天又来了寒流，室内温度急剧下降，晚上在被窝里不感到冷，白天在房子里看书就坐不住了，主要是手脚冷，只好盖上被子靠在床边的墙壁上看书。送走材料的第十天夜里，我已睡下，师傅开门叫我到隔壁房间去，时间是11点钟。还是那个大房间，还是原班人马，还是那个阵势，头头坐在办公桌的中间，得意洋洋，摇头晃脑，有点像我少年时代在家乡看到的国民党保长模样。头头说："刘冰，这是第二次提审你，希望你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你写的材料，我们详细看了，你的档案我们也看了。"那位复员军人插嘴说："告诉你，是谢富治副总理让我们在中央组织部看了你的档案。"头头继续说："按党章规定，18岁才够入党年龄，而你刚过16岁；党章规定入党介绍人是两名正式党员，而你两次入党都是只有一人介绍，这为什么？你要讲清楚。"我回答："我入党年龄及介绍人，材料上都已写清楚了，就是这个情况，这是事实，我认为没有什么要说的。"复员军人说："我们是要你回答你的入党年龄和入党介绍人为什么不按党章规定？你明白吗？"我回答："我入党时没有看过党章，当然不知道多大年龄才能入党，也不知道入党要有几个介绍人，但我想，入党介绍人他应当知道，党的上级组织更应当知道，为什么又批准我入党，这些都不是我应当和能够回答的，你们应去问我的介绍人和党的上级组织。"头头站起来拍着桌子，提高嗓门说："我们是问你，是要你回答！"我说："我已经回答过了。"头头怒目指着我说："你回答的是什么？"我说："你们问的问题，第一我不知道，第二你们应该去问我的入党介绍人，问上级党组织。"猛然间，我只觉得我的腰部疼痛，眼睛发黑，我被那位复员军人连推带打，倒在地上。他骂着说："你混蛋！你是混到党里的假党员，你不承认，狡辩是不行的。"我挣扎着，踉踉跄跄站起来，说："我向你们提出抗议，打人犯法。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说我是假党员，这是诬蔑。"不知是什么人，猛然用棍子在我脊背上乱打。我挣扎着大声说："你们可以打断我的脊骨，但打不掉我的党性！"我提高声音继续说："我如果承认是假党员，就是对党的背叛！"我用力地挺直了腰板，呼喊着："你们打吧！要想从我身上打出个假党员，简直是痴心妄想！"咔嚓一声，棍子打断了，也许这帮家伙有些心虚，他们停下不打了。头头装模作样地说："算了算了，让他坐下。"但我还是站着。复员军人说："不是让你坐下吗？"我说："我不坐，站着好让你们打呀！"房子里一阵沉默之后，头头说："天晚了，今天审问就到这里。刘冰！你回房里老老实实地想你的问题。"凌晨1点，我回到房间，因为脊背疼痛，辗转翻身，不能入睡，索性起来，在房里狭小的空间踱步，思索刚才的"提审会"，越想越感到他们色厉内荏，说明他们挖空心思，制造事端，我下定决心要和他们较量下去。看看时钟已是凌晨3点，不知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还是要爱护身体，抓紧睡觉。为了防止发生师傅开门进来我还在睡觉的事，我用凳子顶住房门，吃了两片安眠药，然后盖上被子，慢慢入睡了。

　　第二天下午，头头来问我对头天晚上"提审会"提出的问题想了没有？我回答："想了。你们搞逼供信，违背毛主席、党中央历来的政策，违反宪法。"头头骂我"顽固不化"，气呼呼地扭头走了。从这以后20天的时间没人来问，也没再"提审"。我以为所谓"假党员"问题，可能不了了之了。我的估计完全错了。12月初的一个夜晚，大约凌晨1点钟，头头带了几个人把我从梦中叫醒，劈头盖脑地打了一顿，然后带我到甲所会议室"审问"。头头说，他们按我提供的线索，作了调查，无人证明我是党员，我必须交待"如何混入党内来的"。我回答："你们说我混入党内，是对我诬蔑，真的假不了，你们吓不倒我，还是那句话，要想从我身上打出个假党员，是痴心妄想，我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们继续打吧。"我把两条腿的距离拉开了一些，挺直地站在房子中间等待着。头头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既然不交待，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今天就'审问'到这里。"他让师傅把我带走。从这以后我时刻准备着他们的"审问"，但一直没有消息。送走1967年，迎来了1968年，还是没有消息，两派武斗也越来越严重，看来所谓"假党员"问题，就这样拖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