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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王光美、彭真等同志的陪斗
发布时间: 2009-12-16    作者:    来源:国史网 200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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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调查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这篇文章以清华为解剖对象,点了蒋南翔和党委几位副书记的名字,阐述的重点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第八条"干部问题"套下来的,根本说不上调查研究,在我看来,完全脱离清华大学的实际。文章作者装模作样,似乎很尊重客观实际,尊重群众反映,实际上是凭主观臆造。把蒋南翔和几位副书记划为干部的第四类,即"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从根本上就错了。既然从这里开刀,各系的领导同志能不连上吗?是谁打击了一大片?我看是"调查员"自己。文章一发表,造反派加紧了对干部的批斗,许多人被迫亮相,被迫"控诉"蒋南翔为首的校党委。文章引发了师生对干部问题的大辩论。有的认为清华的多数或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主导方面。有的认为清华党委是搞修正主义的,干部队伍中许多人都是修正主义苗子,清华是烂掉的单位。由于观点的分歧,师生职工分成了两大派,"文化大革命"中清华两派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由这里开始的。

  1967年4月10日一大早,有个学生模样的人通知我:"吃过早饭待在家里,不准到任何地方去。"大约9点钟,两个带红袖章的人来到我家里,要我跟他们走,出了楼门,这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我夹在中间,像看管犯人一样,边走边吆喝:"快点走!"经过二校门,朝主楼方向走去。二校门已荡然无存,看着这空荡荡冷清清的景象,悲愤之感袭上心头。步履稍有缓慢,便被那两位带袖章的人训斥一番。过了动力系馆,东西马路上成群成行的人拥向主楼广场,我估计是开大会,是斗争会还是别的什么会不得而知。我一边走路,一边警惕地注意着人群中的议论。"王光美揪来了没有?王光美没揪来还开什么会?""还有彭真呢!"我明白这是斗争王光美和彭真同志的大会。要我来干什么?以我的身份和处境看,既不可能是会议的参加者,也不可能是大会的主要被斗者。我正在疑惑不解,已到了主楼后门口,押我的人引我走进了地下室。在地下室,那两个人命令我站在一个角落里,面对墙壁,不准左顾右盼。我当然不会完全听从他们。我一面仔细听着人们的说话,一面顺着墙壁缓慢地转动脖子,左顾右盼。突然我发现距我五米左右有几个带红袖章的人,骂骂咧咧,围着一个坐在木椅上的老人。是谁?光线昏暗,看不清楚。不知哪里有人吆喝了一声:"空气不好,把窗子打开透透气!"接着一个带红袖章穿军服的人,在我左边约两三米的地方,把一扇窗户打开。借着亮光,我看清了坐在木椅上的老人是彭真同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崇敬的领导人受侮辱,感情上完全接受不了,愤怒之火,烧颤了我的神经,我想叫,想吼,但自知无能为力,怒火压在肚子里,埋在心底里,身体有点哆嗦了。那两个看押我的人打了我一拳,嘟囔着:"老实点,动什么!"我镇静了下来,心想生气有什么用?于是我闭上了眼睛,想养养神,但脑细胞不听指挥,反而更加活跃了起来……

  彭真同志在市委会议室、在国际饭店礼堂、在怀仁堂、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时的形象出现了,他那高屋建瓴的气势,钢铁般的意志,无懈可击的逻辑力,滔滔不绝雄辩流畅的语言;他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表现的坚定、机智、勇敢,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在参与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像一幅长长的画卷,在我脑海里展现开来。那两个看管人推了我一下说:"跟我们走!"我睁开眼睛,向后退了两步,转过身看到地下室挤了好多人:我的前面是一群带袖章的红卫兵,围着几个被看押的人往南面走,从背影看,其中有一位是蒋南翔,其他人认不出来;我们后面好像也是看押的人。那两个人突然扭住我的胳膊,摁我的头,要我跟前面的人走,到了出口处,要我转向从东面的门口出去。主楼广场人山人海,有喊口号的,有背语录的,有唱文化大革命"专利"歌"拿起笔作刀枪"的。在主楼前台阶下的东面,看押我的人要我低头站了下来。我的右面站的是高沂,按当时造反派对学校被批斗的领导干部排列的顺序蒋、刘、高、胡、何、艾(即蒋南翔、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我猜想左边站的人大概是蒋南翔了,但我仔细看了看,并不是南翔,这是谁呢?我多次端详,才认出是工作组副组长、林业部副部长杨天放--工作组负责人也像我们一样挨斗了。大约10点半,有人宣布批斗王光美大会开始。我趁人们读语录的机会,向右上方看了一下,发现彭真、陆定一、杨秀峰、刘仁、蒋南翔都在台阶上,被蒯大富一伙扭住胳膊、摁住脑袋,个个都是"喷气式",对王光美同志还进行了侮辱性的化装。看到这种情景,我的心像被刀扎了一样难受,为什么国家主席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共和国的部长受到这样的污辱呢?!批判开始了。所有的发言,在我看来,都是诬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从一些人的批判发言中我才知道学校党委的几位副书记是陪斗的,杨天放站在我的旁边当然也是陪斗的了。批斗会开了两小时零四十分钟,下午1点10分结束。在这两个多小时里,我的心像被揪住一样,为彭真同志和杨秀峰同志担心,因为他俩年纪大,尤其是杨老年纪更大,差不多已是古稀之年了,长时间的"喷气式"怎么能支持得了呢!

  1967年5月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发出批判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题目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时间,批判刘少奇的声浪骤然升高。5月14日,蒯大富一伙在大礼堂召开批斗所谓刘少奇的代理人蒋南翔大会,我和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陪斗。会上批判蒋南翔和校党委"贩卖黑修养"。我们确实是《修养》的崇拜者、实行者,但我们是自觉自愿地学习和宣传,而绝不是"贩卖"。发言者还激昂慷慨地指责蒋南翔"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实在是言之无据,无的放矢,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们就被打倒了,怎么可能打击一大片呢?我们自己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又如何保护一小撮呢?有一位同志告诉我,就在这几天清华园里贴出两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一张大字报说:"清华的干部应该基本肯定,必须看到十七年来清华园是毛泽东思想占统治地位";另一张大字报说:"清华的多数干部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在千万张大字报中这是极少数,但是他们说出了多数人不敢说的话,他们代表着真理,这大概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真理有时是在少数人手里。这个信息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我看到了人心的向背,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我感谢和敬佩这些同志的大无畏精神。

  从5月14日批斗会后,蒯大富们加劲多次批斗我和胡健、何东昌、艾知生。这大概就是他们落实《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实际行动吧!因为我在1963年春天写了一篇《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彻底决裂》的文章,登在校报《新清华》上,后来被《北京日报》、《光明日报》转载。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那篇文章调子也够高的了。从根本上说,"彻底决裂"并不错,这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的。但正如马克思说的:"这些意识形态,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那篇文章的要求是偏高、偏急了,可以说是"左"了。但蒯大富们还嫌"左"得不够,说那篇文章是"清华园的黑修养",因此对我大批特批,骂得狗血喷头,斗得更加厉害了。

  在加劲批斗我们的同时,不知是哪一位"高参"给蒯大富们出谋划策,从5月17日到20日连续三天,在主楼后厅和大礼堂召开"原党委委员扩大揭发会议",用有打有拉、挑拨离间的手段,强迫干部在会上揭发"蒋南翔和前党委包庇右派的罪行"和"贯彻彭真二月提纲的罪行"。在这次会上党委的几位副书记成为集中攻击的目标,只准别人对我们"揭发",不准我们申辩。我只说了一句"我们和右派界限是清楚的,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便遭到一些人的猛烈抨击。一个造反派说:"刘冰你老实点,你说你是共产党员这是恐吓,你是混进党内来的修正主义分子!"面对这种秽语恶言的攻击诬蔑,我站起来想申辩,却被人从后面捅了一拳,两手按住我的脑袋,说:"低头,老实点!"接着是一片"打倒"声。三天的"揭发会",总算熬过去了,但造反派对我一刻也不放松,批斗会、提审会,交替不停,只有在体力劳动的时候,思想上才稍微有点安宁。四五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阳光灿烂,万物复苏。清华园里一片葱绿,图书馆门前,工字厅院里,第一教室楼周围,榆叶梅、连翘花、白玉兰,竞相开放,红的、白的、黄的、紫的花朵,舞弄着春风,傲傲荡漾。礼堂前的草坪,虽然被贴大字报的席棚围了起来,但在阳光下仍然裸露出她那碧绿的容颜。劫难中的清华园依然美丽,但生活工作在这里的人们却处于动荡、恐惧、惶惶不安之中。

  报纸、广播传来毛主席的号召,要求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在那个年代,对待毛主席号召的态度是个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1967年7月7日,我贴出大字报,表示要去掉怕字、私字,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我这种愿望是真诚的,要求是迫切的。对于我的大字报,支持的说:要支持刘冰起来革命,为给刘冰四大武器大喊大叫。反对的说:刘冰大字报的要害是翻案,刘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对于这种情况,虽然我事先有所考虑,但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出现之后,我却深感忧虑,担心由于对我的看法不同,会加剧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后悔不该贴这张大字报。7月8日下午,红卫兵"223"战团的同学要我搬到他们宿舍去住,以实现我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愿望,也给同学们提供在行动中考察我的机会。对于这些同学的热情和良好用心,我衷心感谢;同时又有顾虑,怕引起同学之间争论的加剧;但自己刚刚表过态要到群众中去,现在群众找上门来,不能不去,我只好跟着同学住到了学生宿舍。在这里我受到同学们的热情欢迎。他们跟我一同学习,向我讲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要我放下包袱,解剖自己,这使我多少感到一点温暖之情,心想:"文化大革命"如能这样对待干部,党的政策就对头了。在学生宿舍与同学们一起生活了两夜一天,在第三天,一个名叫"捉鬼队"的红卫兵组织到学生宿舍与"223"战团的人吵了起来。他们要带我走,双方争执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我表示愿意离开学生宿舍,跟"捉鬼队"的同学走。"223"战团的同学通情达理,让我走了。"捉鬼队"的一些同学把我带到水利馆三楼教室,批斗了三个小时,逼我承认贴大字报是翻案。我当然不能承认,坚持贴大字报是真心诚意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我坚持下他们无可奈何,后来只好向我约法三章,限制我的自由,不准我再到同学中去,然后放我回了家。回到家里,除了照常到工字厅报到参加劳动,我着重从思想上总结几天来自己的行动,深感在当前形势下,自己必须三思而后行,慎重再慎重。7月16日是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纪念日,早上起来,"223"战团的同学约我早饭后同他们一起到颐和园观看北京青年在昆明湖的游泳活动。这无疑是个难题,一是我无兴趣,二是我的身份不宜参加这种活动。我向他们作了解释,同学们说,让我去主要是想请我向他们谈谈我的历史,以供考察,无奈,只好去了。我和同学们一起骑自行车出了西校门。7月的北京,8点多钟太阳已升得很高,金黄发白的光芒,像针刺一般照射在脊背上,热辣辣的,虽然天气预报有一二级风,但跟没有风一样的闷热。这是一年多来我第一次走出清华园,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上,看着往来的行人,马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和绿油油的农田,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心旷神怡,呼吸到了自由新鲜的空气。在颐和园,同学们领着我走过了湖边的长廊,从佛香阁前面爬到后面的山上,在一片树林中的草地上,我们席地而坐,根据同学们的要求,我把自己的历史详细地作了介绍,一直到12点钟才回到学校。对于颐和园之行,我担心会引起什么事情。这天下午、晚上都平静地过去了。第二天,工人师傅带我去劳动,主要任务是在大字报区补席棚,趁机我看了一些大字报,观察校园的动静,仍然觉得比较平静。但事情还是发生了。这天晚上9点钟,几个造反派要我跟他们到大礼堂去,走到第二教室楼,看到礼堂内外灯火通明,礼堂前的台阶上挤满了人。等我走近时,听人喊:"刘冰来了",接着"打倒"的口号声四起。那几个人扭住我的胳膊,要我低头走到礼堂内舞台前,台上的人宣布"批斗刘冰大会"开始。大会所有发言都一个调子,攻击我搞"翻案活动"。随后大约11点钟,礼堂的人拥了出来,押着我在校园内游行示众。这大概是对我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一种报复,这一天,是1967年7月17日。

  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的社论,这是给各地各单位批斗党的领导干部火上浇油。学校里一些人当天晚上在西大操场,召开"批斗蒋、刘、高、胡、何、艾大会"。这大概就是所谓"紧跟"吧。批斗的发言还是老一套,但有两个口号有点别致:一个是"欢呼清华文化大革命的新飞跃",一个是"欢呼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但据我的观察,这两个用词标新的口号,并没有煽动起群众的新热情,真有点滑稽。

  196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纪念日。这天一大早,我赶到带我劳动的工人师傅那里报到,想用努力劳动来纪念这光辉的节日。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师傅后,他鼓励说:"这好啊!你们这些老干部总是忘不了党的这些节日。"下午工人师傅带我抬席子路过大礼堂旁边,听到礼堂里喊口号,看见礼堂门口和台阶上都挤满了人,马路上人来人往也比平日多,并且有许多军人夹杂在人群中。4点钟,在照澜院休息时,我问工人师傅是怎么回事?他长长叹口气说:"斗争彭德怀和罗瑞卿啊!今天不是八一节吗?!"他接着说:"听说罗瑞卿腿断了,是用箩筐抬来的,造孽啊!"师傅的话如同重重的铁锤撞击着我的心,"太可恶了!怎么能用箩筐把人抬来斗争呢!"想说没有说出来的话,滞留在我的心脏和喉管之间,我哽咽了,好久发不出声来,我和师傅都沉默着……当年指挥百万大军,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彭德怀元帅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被他们拳打脚踢,任意谩骂,而这又是在中央文革支持下进行的,这不是违反了中央的政策吗?即使犯了错误,为什么不按毛主席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呢?说他们是"反革命",可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罗瑞卿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毛主席的保卫工作都是他负责的,这些开国元勋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呢?如果说他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路线,那么人民解放军是怎样建设和强大起来的呢?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保卫工作怎么能搞得这样好呢?我不敢相信我们党内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反对毛主席",都是"反革命"。无数的问题一个一个挂在我的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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