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清华外出串联的学生陆续返回学校。蒯大富的"井冈山"红卫兵联合其他几个红卫兵组织，响应江青"联合起来"的"指示"，于12月19日在大礼堂召开会议，决定学校各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往后几天又产生了"井冈山"兵团临时筹委会，推举蒯大富等十多个造反积极分子为委员，这样就把分散的红卫兵战斗队统一了起来，蒯大富也就成了"蒯司令"，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就在12月19日晚上，这个刚成立的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召开大会，发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攻击"。蒯大富在会上带领他的"战士"进行宣誓，扬言要"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要"揪来王光美、薄一波、王任重作检查"，并当场烧毁"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印章。从此，在工作组扶持下成立的清华红卫兵组织结束了它短暂的生命。

　　红卫兵"井冈山"统一组织的建立，"蒯司令"咬牙切齿的誓言，预示着我们这些被冠以"黑帮"的人们更为艰难的日子即将来临。我当时认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学校里发生的违背社会生活常规、党的生活常规的这些事，毛主席、党中央不真了解。苗既英曾建议我"再写信"，此刻，再次上书的念头在我脑子里萌发了。那时，我和胡健、何东昌、艾知生、高沂家都住在学校，我们虽被红卫兵勒令不准串通，但多年的友情和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每天晚上9点钟后在胡健家或在何东昌家碰头，互通信息，研究形势。我们怎么也想不通，搞"文化大革命"竟然不要政策、否定一切，把清华的过去说得一无是处！我们不同意把蒋南翔和我们划为"黑帮"，不赞成允许红卫兵无休止地打砸抢。我们认为这绝不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并且估计可能毛主席、党中央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有鉴于此，我们觉得应当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下情，以尽我们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1967年2月，在我提议下，与胡健、何东昌、艾知生、高沂同志研究决定，向党中央写信反映我们的意见。信写给谁？鉴于我去年10月写给毛主席的信一直没有回音，我们议定写给周恩来总理，后来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工作是中央文革分管的，如果不把"文革"小组的领导人挂上，可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这样我们的信就变成写给周恩来总理和陈伯达、江青、康生的信。信的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十七年清华大学的工作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总的是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成绩是主要的；第二，蒋南翔同志虽然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对清华是有贡献的，因此，不能说蒋南翔是"黑帮"；第三，清华的干部虽然缺乏社会实践的锻炼，但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不能把清华的多数干部看做不好的。信由何东昌同志执笔，我和何东昌、胡健、艾知生、高沂共同讨论修改定稿。信的署名没有高沂，因考虑到他已调离清华，任高教部副部长，如果他也参与签名，可能会引起误会，增加麻烦。信写好后，由苗既英同志送到中南海西门收发室。这次门卫和收发人员态度不好，把苗既英训斥一顿，经她再三恳求，才勉强把信收下，当然也不会像上次那样开收条了。信发出之后，我们翘首以待，盼望中央的回答。此时，听到传闻：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央会议上怒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江青、谢富治等人。据说，叶帅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徐帅拍了桌子，谭震林怒不可遏地质问说："你们老是群众群众，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他愤怒地要退出会场，陈毅元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这些开国元勋、共和国元帅的最强音震动了北京城，传遍了全中国。对广大党员、广大群众，尤其对我们这些被"文化大革命"的浊浪打入沼泽之中艰难挣扎的党的干部，是希望，是支持，是最巨大的鼓舞。我们多么希望老帅们能扭转乾坤，制止"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啊！但与我们的愿望相反，3、4月份骤然间贴出大量批判"二月逆流"的大字报。这一方面证实了社会上的传闻，老帅们为了党，为了军队，为了整个老干部，在中央进行了英勇抗争；另一方面令人愤慨，中央文革的老爷们给老帅们的行动扣上"二月逆流"的大帽子进行批判。这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我感到愤怒，感到难过。

　　我们2月的信，没有得到中央的回答，而被中央文革的某些人转给了以蒯大富为代表的造反派。于是我们在劫难逃，被他们扣上"清华园的二月逆流"的帽子，在全校进行了批判。我和何东昌、胡健、艾知生四人被造反派实行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遭到残酷的、无休止的揪斗。这次写信的结局比上次给毛主席写信的结局更糟糕，是我没有料到的。作为共产党员、共和国公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能行使的这一点写信反映情况的权利也被剥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