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八"大会后，北京的红卫兵响应林彪的破"四旧"号召，从8月20日开始走上街头，张贴破"四旧"宣传品，发表破"四旧"的演说，学校里也出现了破"四旧"的大字报。

　　就在这个时候，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梁思成教授被大学红卫兵揪斗。一些红卫兵强行用旧戏装的蟒袍玉带乌纱帽把梁思成同志装扮起来，用绳子牵着，打着锣鼓，喊着"打倒反动权威"的口号，在清华园内游行示众。过往的人们看着这位年逾花甲、体弱多病的老人，被推搡着、拖拉着，东倒西歪、踉踉跄跄、挣扎着行进，都目不忍睹，许多人低下了头，有的人愤怒，有的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这不只是对梁思成同志个人的侮辱，简直是对清华大学这座最高学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亵渎。谁能相信这是"革命"！

　　第二天的晚上，我被职工中的一个群众组织揪斗。会场设在西大操场原校医院门口，会场中央摆了两张桌子。我和校医院党支部书记张寿昌同志被一群人簇拥着推到桌子上，有两三个人摁着我的脑袋，扭着我的胳膊，还有人在后面狠劲地打我的两条腿弯子，要我跪在桌子上。周围的人叫骂着、呼喊着，要我交待所谓迫害校医院几个护士、医生的"反革命事件"。我拒绝交待，并据实申辩。没等我说完，就劈头盖脑地打了下来，又是打耳光，又是用棍子打脊背，把我从桌子上推到了地下。我挣扎着呼喊："抗议侵犯人身自由！"有两个人抱住我的脑袋，不准我动，强行用推子给我推了"阴阳头"。然后，他们把挖空了的半个西瓜扣在我的头上，让我站起来，几个人扭住我的胳膊，其他一些人叫喊着，一边用棍子打我的脑袋，一边推着我在马路上转游，从西大操场旁边绕过大礼堂西边的小桥，一直游到第二教室楼才放了我。最使我气愤难忍的是，有些人这天晚上不仅揪斗了一些女干部，还给她们都剃了"阴阳头"，第二天我看到那些用毛巾捂着头的女同志，心里实在难过：为什么这样不讲文明，侮辱人格呢？

　　8月24日晚上，在清华发生了一场罕见的肆虐事件。白天我扫马路、拔草，劳动了一天，直到下午6点半才下班，累得腿都软了。我拖着疲倦的身体，走到工字厅已是7点半，晚上再来上班实在受不了，便向值班的小任同志说明了情况，请求晚上不再上班。小任同志非常同情我，立即表示同意，并且提出要我一定待在家里，哪里也别去，一切由他负责。从小任同志的亲切嘱咐中我会意有什么事要发生，但不便细问。告辞了小任我回到家里，身体虽然得到了休息，但脑子仍在不停顿地思考，总担心要发生什么事。大约9点钟，我住的九公寓后面的马路上有人大声嚷嚷："大家快去看，一些学生在拆二校门。""有什么好看，那是破坏！"一个声音有点嘶哑的人吆喝着。我从房间北面的窗子向下看去，马路上行人匆匆，朝教学区二校门方向拥去。大约11点钟，有几个工人模样骑自行车的人从七公寓门前往西南门走来。八公寓门前有几个乘凉的人问道："二校门是咋回事？"那几个人停住车说："嗬！是一些大学生押着大批校系领导和机关干部，强迫他们拆二校门，不拆就用棍子打，已经拆了一半了。"那几个乘凉的人说："这叫什么？"骑车人回答："破'四旧'呗。"乘凉人问："这也叫'四旧'？"骑车人说："瞎胡闹呗。"从这番对话中我了解到当晚"二校门事件"的基本情况，也了解到人心的向背，群众不赞成这样的"破四旧"。拆二校门的具体情况当时我无法了解，我只是担心，这种行动不要发展到去拆除其他"旧建筑"。那天夜里，胡健同志被抓去了，后来他告诉我："那些造反的人，用皮带抽打着被抓去的干部拆墙背砖。背砖不是量力而行，而是给多少，就得背多少。因为背不动，倒在地上，拉起来用棍子、皮带疯狂地抽打，背不动也得背。一直折腾到凌晨以后，累得人们骨头快要散架了，许多同志累得走不动了。每个人都被他们打了。"工会的刘泰同志说，那天夜里他连打带累回到办公室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天夜里，我站在北面房间的窗子前观察马路上、院子里人们的动静。直到12点钟，听到马路上有人说："二校门快拆完了！"这时我才怀着悲愤的心情，拖着疲倦的身躯躺下休息。心中有事难以入睡，辗转反侧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冲了一个冷水澡，迷迷糊糊渐渐睡着了。大约凌晨2点钟，有几百名清华附中的学生来到大学教职工住宅区，分别把几个公寓楼团团围起来，呼喊着林彪讲话中那几个打倒一切的口号，谩骂着、叫嚷着，冲进了九公寓。我被惊醒了，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还未来得及穿上长衣裤，学生冲进了我的卧室，几个人架住我就往外走。在楼梯上，几个电机系的大学生拦住了他们，大声恳求着："附中的同学们，你们要注意政策，别这样！你们把刘冰交给我们好吧？""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干扰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们是大学电机系的同学，负责看管刘冰的。""不行！你们让开路！"双方大声地对着话，相互争着来回拉我，中学生人多，把几个大学生挤在一边，架起我走出楼去。在楼门口他们把我的眼睛蒙了起来，几个人扭住我的胳膊，抓住脑袋往下摁，推着我往前走，并且用皮带抽打我的脊背，前后左右都是人，喊着口号，边走边打。往什么地方去，我不知道，走的什么路，我也不知道，只感到时间很长，走了很远。打我的时候，开始感到疼痛，后来感到麻木，最后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他们都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不懂事呀！我大声呼叫："你们违反政策！"他们全不听。无可奈何！只有任其宰割了。就这样走啊、打啊，大约有一个小时，我估计可能是在校内的马路上转游，搞"游行示众"。后来走进一个房子里，不打了，让我跪下，去掉了蒙在眼睛上的毛巾，我才发现这个房子是大礼堂西侧的阶梯教室。各系的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各部正副部长、校行政各处的处长，都集中在这里，成行地跪在地上。水泥地坚硬而不平，两个膝盖觉得有点凉，后来感到痛；最难受的是腰部，又痛又酸，因为在路上有几个人用脚踢了我这个部位。我请求坐在地上休息一下，但不允许，只好就这样跪着。我看着面前一片跪在地上的同志，想起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仿佛他那尖厉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开展猛烈的进攻！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感到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我心想难道跪在这里的清华党组织的骨干们就是这场"革命"要进攻、要打倒的对象吗？这样的行动就是响应"副统帅"的号召？这真是出奇！真是可笑可悲！

　　天将拂晓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号令，把我们先转移到了科学馆，后又到了生物馆，然后宣布纪律：不准回家，不准乱说乱动，一切行动都要听从红卫兵指挥，如有违犯，要严厉制裁。在生物馆，每天让我们背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表忠心，早请示，晚汇报，接受红卫兵的训话。最使我反感的是一个戴着红袖章、穿一身旧军服、一只眼睛还有点毛病的年轻人。这人说话粗野，开口就骂，带着一帮人，把我们按在地上，用棍子抽打，然后又强迫我们互相打。谁打的我，打了多久，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脊背8月25日凌晨被打麻木了，已经不知道疼痛。后来别的同志告诉我："你的脊背上都是血，汗衫沾在肉皮上，全变成红的了。"强迫我用棍子打的是校医院院长谢祖培同志。他是一位留学德国的专家，为人直爽、忠厚，1957年虽然也被批判过，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好人，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我实在不愿意打，也不忍心打。不愿打，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动手打一个非党的老专家呢？不忍心打，因为他是个老人，是个好人，我怎么能打这样的人呢？况且我从来没打过人。但那位年轻人硬是逼着我非打不可，我拒绝打，他就打我的耳光，还用棍子打我的脊背，骂我招降纳叛，包庇坏人。一直纠缠不休，无可奈何，我只好用棍子在谢祖培同志的屁股上打了几下。虽然只是几下，但一直到现在，我都感到内疚，因为我失掉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

　　这场打人的闹剧和悲剧过后不久，生物馆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位炊事员，因为不满意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被抓了起来，他思想不通，在被关的房子里自缢身亡。那个年轻人命令艾知生把这位炊事员背出去送到医院太平间。过了两天，学生会的一个干部又被逼跳楼摔死。又是这个年轻人，要我和胡健去把那位学生会副主席的遗体背送医院太平间。因为我的脊背被打破，整个背部都成血染的了，有人看不下去，向他提出："你看他的脊背，恐怕不能背了。"我的脊背已开始恢复疼痛感，也向他要求免去这个任务，他同意了。后来换成艾知生同志和胡健同志两人把那位同学背送到太平间。一位日日夜夜为大学生的伙食辛勤操劳的炊事员和一位学生会干部，该不是"走资派"、"反动权威"吧？他们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把他们逼上绝路？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革"的对象？实在令人费解！

　　我们从生物馆被放出来，已是9月下旬了。

　　在我被关的那些日子里，社会上发生了许多事。从8月24日开始，几天之内北京市的红卫兵出动了40万人，在市区和郊县破"四旧"。破了什么呢？第一，更改街名、厂名、店名。例如，把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把"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把"全聚德烤鸭店"改名为"北京烤鸭店"，等等；第二，遇见女同志有烫发的、留长发或长辫子的、穿花衣裙的，拉住用剪子就剪；第三，抄家、打人、毁坏文物；第四，揪斗民主人士，强制解散民主党派。在我看来，这四项都是错误的，都是违法乱纪。至于揪斗民主人士、解散民主党派，可以说是政治破坏，比王明还王明的"左"倾蛮干。对于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谢富治说："红卫兵打死人，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照常规办事。"江青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中央文革负责人，讲这样的混话，实际就是纵容、提倡、支持红卫兵打人，和中国共产党历来不准打人的规定和主张相对抗，妄图把水搅浑。8月31日，林彪在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讲话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组织……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面貌。"林彪的讲话对红卫兵所谓横扫"四旧"的赞扬，和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态度都一致吗？我看不完全一致。红卫兵的违法乱纪、抓人、打人、制造恐怖，同毛主席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说的"我们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是相违背的，这些毛主席知道吗？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起，毛主席历来注意党的政策，反对违法乱纪，所以我怀疑毛主席受到封锁，不了解红卫兵大乱京城的真情。共产党员的党性、良心驱使我萌发了将红卫兵破坏党的政策、违法乱纪种种情况，直接向毛主席反映的想法。

　　自8月下旬以来，清华园里以及社会上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海里映演。多少天来，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思考着一个问题，这些"革命小将"、"革命红卫兵组织"的所作所为，我作为一个基层党的领导干部，再不向毛主席反映，听任这些"小将"们蛮干下去，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会被毁掉。要反映就会有风险，不反映则于心不安，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的妻子苗既英同志说："你应当向主席反映，怕什么？不做亏心事，什么也不怕，现在只能写信，写好我给你送，我不怕。"她这铿锵有力的语言，坚定了我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的决心。这样我便开始了给毛主席写信。信集中写了我亲眼见到的红卫兵违法乱纪、违犯党的政策的大量事实。信的开头一大段说明了我的身份后，陈述了清华党委和蒋南翔同志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方针路线的，是衷心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我们不是黑帮。信写好后，由苗既英直接送中南海收发室。苗既英同志这位受尽人间苦难的贫农的女儿，离家前对我说："我什么也不怕，准备他们抓我，但这封信我一定要送到中南海，你把孩子们看好。"我们结婚20年来，我第一次发现她是那样勇敢、顽强和坚定。我15岁的女儿刘爱阳为了保证妈妈完成任务，自告奋勇地要陪伴妈妈一同前往。她们跑了整整五个小时，在中南海西门，有理有据耐心地说服了门卫，终于把信送到了中办收发室，并带回了收条。当我看到收条时，我高兴得在房里跳了起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我第一次给毛主席写信。过了不久，我把写信的事，告诉了胡健同志，后来他也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我和苗既英日夜盼望中南海的回音。但送别了1966年，迎来了1967年，我们的处境更为艰难，而送上的信仍然杳无回音。苗既英鼓励我再写信，她说她再去送。她只能这样帮助我。她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苗既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我的株连遭到各种折磨和打击，两度挨整，身体精神都受到摧残，致使她患下多种慢性病，最后转为癌症。她是一位富有牺牲精神不知疲倦的共产党员，直到癌症已经扩散，仍支撑着疼痛的双腿去上班。1982年1月4日，她告别了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