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艺界整风批判的升温，批判之火在学术界也越烧越猛。哲学界除了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对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两本书也进行了批判。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的所谓"非阶级观点"、"让步政策"。① 由于工作性质不同，我对这方面没有研究，只是偶尔读过这方面的文章。冯定同志原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写过对民族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的文章，由于观点正确，文笔流畅，曾经受到人们的赞扬。当时中央为了加强对学术工作的领导，决定调冯定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开了党政领导干部当教授的先例。后因工作需要，他又兼任了北大党委副书记，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一些会议上我们常见面。他为人谦逊，做事认真，生活俭朴，是一位可敬的老同志。他的《平凡的真理》一书我拜读过，觉得写得不错，为什么要批判呢？为什么要扣上"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等等大帽子呢？我思想感情上为这位老同志难过，但无能为力，只是沉思而已。

　　毛主席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后来同毛远新的谈话，事实上已成为当时我国教育界，特别是高等学校工作的最高准则。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陆定一同志又指定清华、北大下乡参加"四清"。根据指示，我们在书记会、常委会上多次研究，商定从高年级同学中抽调7000人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并决定由我和何东昌同志带队。准备工作在1964年第四季度已经开始，因为1965年暑假后大队人马就要开赴市郊各县去，时间紧迫。

　　大约是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接到通知，要清华、北大各去一位负责人到高教部，有重要事情传达。当天下午，北大是陆平同志，清华是我，在高教部三楼会议室，听部长杨秀峰同志（1965年初人代会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大三线，进行备战，北大、清华在三线建立分校的决定。杨秀峰同志说："我刚从李富春同志处回来，富春同志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形势的分析和备战的指示。毛主席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要建立大三线。在三线要搞工业基地建设，一线二线地区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自动步枪、轻重机枪、小火炮、炸药，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不然睡不着觉。富春说：'中央决定北大、清华在三线建立分校，打起仗来，总校就搬到那里。'"当时所讲的三线是指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地区，一线、二线是指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地区。三线是大后方，一、二线是前线。因为那时美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侵越战争，战火已烧到我国的南大门；在西、北部地区数千公里边境线上，苏联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台湾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妄图在东南、广东沿海地区建立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在中印边境地区，印度扩张主义者不断向我蚕食。毛主席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备战方针，从战略上把全国划为一、二、三线，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中央要北大、清华在三线建立分校，当然这是战略大事，我们立即召开书记会、常委会进行传达讨论，决定由胡健同志全力抓这件事，这就是后来在四川绵阳建立的清华大学分校。

　　写到这里，我想要交待几句话，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呢？我是想让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段历史的人们知道，当时我们国家和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处在一种怎样的国际环境下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从今天的观点看，毛主席对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似乎看得过于严重了。但是，对于备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而刚刚获得独立解放的新中国来说，她的领袖在严峻的国际局势中，警惕地注视着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从有备无患着眼，对于战争因素估计高一些，也在常理之中。对国内工作毛主席那样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以致铸成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除了他主观方面对党内、国内情况作了错误估计这一主要原因外，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恐怕对他的思想不是没有影响的。

　　现在再说参加"四清"的事。1964年12月中旬至1965年1月中旬，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在"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的基础上总结了运动中新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南翔同志向几位书记传达会议精神时说："原来的文件草稿是十七条，经过讨论增加到二十三条。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在讨论中有争论。少奇同志认为，运动中'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是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的交叉，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毛主席不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认为矛盾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工作方法上，毛主席不主张工作队人数太多，要发动和依靠群众，不要搞神神秘秘冷冷清清那一套，要解放'四不清'干部的大多数，打击面要小。"南翔说："最后定稿的文件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修改的，有些重要的话，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对于传达中说的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争论，我感到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没有去多想；对于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意见的，认为主席关于运动的性质看法明确深刻，工作方法强调注意政策，依靠群众，团结多数，打击面要小，这些都是对的。因此，我感到高兴，认为我们带学生下乡搞"四清"有了更有力的思想和政策武器了，下乡前一定要组织大家好好学习。但对于主席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还没有搞得很清楚。下面的可能是指"四不清"干部，那么上面指的什么呢？标准是什么呢？后来我和何东昌同志在延庆曾就这个问题专门议论过，也没有搞清楚。"二十三条"下发后，北京市委把通县作为实施的重点，彭真同志、刘仁同志都亲自去那里调查研究、检查指导，经常蹲在那里领导运动的是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同志。为了学习"二十三条"，并为带学生下乡参加"四清"作准备，蒋南翔同志在1965年的3月份还带我们几位副书记专程到通县赵凡同志的点上参观学习，请他给我们讲了那里的经验。

　　经过同市委商量，我们下乡的7000人分配到延庆、怀柔、平谷、密云四个县。9月初，我们的"四清"队伍进入了四县我校负责的各公社。我和何东昌同志，还有党委常委滕藤同志、李恩元同志带队，我和东昌负总责。东昌、滕藤和我到延庆，我任县工作团党委副书记，东昌任永宁公社工作团党委书记，滕藤同志任四海公社工作团党委书记。李恩元到怀柔参加县工作团领导，担任县团党委副书记，同时兼管派往密云去的清华师生。去平谷的，由水利系总支书记张思敬同志负责。出发前，我们组织学习了"二十三条"和市委的指示，向师生提出了几条主要要求：一是要学会吃苦；二是向贫下中农学习，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三是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学会从思想上发动群众；四是要学习政策、掌握政策；五是要提高警惕，防止地、富、反、坏的破坏。同时，我们向清华带队的各级干部特别交待了几点：一是要尽量给学生压担子，放手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二是要注意团结基层干部的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坏分子；三是要搞好群众的生产，千方百计增加水浇地；四是要注意和各机关、各单位参加"四清"的干部加强团结，搞好关系。从事后看，大体上清华参加"四清"的大多数同志做到了这一些，没有出大的偏差，在掌握政策和兴修农田水利上搞得更好些。刘仁同志、赵凡同志都曾向我提到过这些，表扬了清华。

　　我们正在全身心地搞"四清"运动的时候，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因为我们在乡下看不到《文汇报》，不知道这回事。11月29日和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语，我这才知道姚的文章。我是在12月上旬看到这篇文章的。姚文元的文章说，吴晗"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鼓吹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文章进而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产生的背景和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帝、修、反的反华高潮联系起来，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海》剧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希望有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说"《海》剧中'退田'、'平冤狱'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对于姚文元文章的这种牵强附会扣大帽子的霸道作风，我是不赞成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时都加了比较长的按语，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来讨论的精神，我认为是正确的。当时因为我没看过《海瑞罢官》，不知道《海》剧的具体内容，在乡下消息又闭塞，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什么。后来听说1965年秋天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扩大会上，毛主席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同志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姚文元文章发表后，12月20日，毛主席将他对《海瑞罢官》的意见找彭真同志谈了，彭真同志不同意把《海》剧同彭德怀联系起来。据说，彭真同志认为，吴晗同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吴晗的文章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剧本是别人让他写的，与"单干风"、"翻案风"没有联系，并且提出他主张"放"的方针。当时毛主席表示同意彭真同志"放"的方针，吴晗问题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12月27日，吴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进行自我批评的文章《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说学术上的批评讨论是一件喜事，他表示欢迎，还说："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他把研究海瑞的情况列了一个时间表：《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中央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8月间的事；《海瑞罢官》的剧本写于1959年到1960年，发表于1961年1月，也在1961年、1962年社会上出现"单干风"、"翻案风"之前。吴晗的自我批评列举的事实，证明彭真同志向毛主席说明的情况是真实的和正确的。后来报纸上发表了许多评论吴晗的文章，我有的看了，有的没有看，我的思想集中于"四清"，没有再去注意这件事。

　　1966年2月中旬，中央下发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我记不得是在市委看到的，还是在学校看到的，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汇报提纲》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对吴晗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学习了中央转发的《汇报提纲》，思想上觉得比较明确了，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场争论引向正确轨道了。因为我们是在搞"四清"，我的思想仍然是集中于"四清"运动。当时已快到3月了，春耕已经来临，我们加紧了扩大水浇地的工作。延庆有许多干河滩，上面是沙石，水都从下面流走了。据专家说用截流的办法聚水很灵，就是从干河滩寻找适当地方挖条沟，一直挖到地下基石，然后筑一条水泥墙，把水挡起来，让它从地面上流出来。为此，我们多次到河北省怀来县和邻近一些县看了这方面的工程，学习他们的经验。

　　大约在4月上中旬，市委通知回城里到虎坊桥工人俱乐部礼堂看电影。蒋南翔同志和清华的几位副书记都去了，刘仁同志和市委的几位书记也去了。看完电影，南翔说他要到刘仁同志处有事，让我们几位书记到他家里等他一会。大约快吃午饭时，南翔回来了。他说："毛主席关于吴晗的问题，批评了彭真同志和市委。市委要开全会，刘仁同志要我参加，因我还挂着市委委员，一直也没参加过他们的会。还要我准备发言，你们先回去，过两天我向你们传达。"这样我们就回学校去了。又过了两天，因我急于回延庆，就先到南翔那里去了。他说："市委已开完会，毛主席最近有许多重要指示，说解放后，我们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主席说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主席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了彭真同志、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主席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主席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市委召开的全体会议，讨论学习了主席的指示。市委检讨了不抓阶级斗争、不抓意识形态的错误。刘仁同志说他只抓砖瓦沙石，不抓意识形态。"南翔说他发了言，主要是建议市委今后多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他说："市委现在压力很重啊！"听了南翔的这番话，我顿时感到沉重和紧张，什么话也没说，向他告辞回延庆了。

　　到了延庆，我在县里一般性地问了一些面上"四清"的情况和春耕生产情况，就到永宁公社去了，因我住在永宁。这时已是春耕大忙季节，生产和"四清"都在紧张地进行，人来人往不断征求我对春耕、"四清"的意见。虽然我也讲些这样那样的想法和建议，也照样东奔西跑到各村参加会议和活动，但我的心思基本上不在这些上面，几乎无时不在思索着主席对彭真同志、对市委和中宣部严厉批评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登载了一些材料，并发表了《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表示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开展严肃的批判，并自我批评说"放松了文化学术上的阶级斗争"，"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我全部看了这些文章后，认为符合中央转发的"汇报提纲"精神，学术批判就应当是充分说理的，感到市委这下主动了，无形中紧张的心情舒展了一些，但还不放心。过了几天我又回学校，先到家里看了一下，即刻进城到南翔处。他告诉我："现在对'三家村'的批判，市委已经作了布置，这你已经知道了。我前几天找了京津地区的高校负责人开了座谈会，也作了批判'三家村'的部署，想推动一下全国各地高校的大批判。小艾（这是当时我们对艾知生同志习惯的称呼）和胡健他们都知道这个精神。何东昌的病不知怎样？我准备抽空去香山看看他。你还是帮助县里把'四清'搞好。"我把延庆的"四清"情况简单地向他通报了一下。他接着说："康老（康生）从杭州打来电话问我，'听说你开了个会布置批判"三家村"，谁让你开的？你为什么不守纪律？不向中央报告一声？'我向康老作了解释，社会上都已经进行批判了，高等学校理应开展批判，不布置怎么行呢！是我决定召开的。后来康老说现在富春同志在北京代表中央负责，你今后应和富春联系，有什么事向他请示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到富春同志家里，他正在房里接电话，不便打扰，我在客厅等他。这时，刘仁同志和市委其他两位书记也来到富春同志的客厅，见到我在那里，就问：南翔，你知不知道富春同志找我们来有什么事？我说：不知道。会不会是关于'三家村'的问题。"南翔说："他们够紧张的了，当时刘仁同志神情不好，有些沉闷。"听了南翔讲的这些事，我无言以对，心里有许多问号，也不便问。

　　在回延庆的路上，我靠在车座上，时而远眺窗外的田野山川，时而闭目沉思。车进入关沟，我看到两面山上这几年新造的一片一片绿油油的松林，山下与河滩相连的大片刚刚抽芽、显得生机盎然的白杨，想起了刘仁同志1958年为绿化首都，要清华也包几个山头，侃侃而谈的激动笑容。路过三堡，我想起了去年暑假，清华党委在三堡开会时，刘仁同志特地来看我们，他说："你们三堡盖的房子质量低了，要有百年大计的打算。"我说："有人批评我们搞的标准高了，浪费了。"刘仁同志说："那是缺乏眼光。"这些亲切鼓励的话好像是刚说过一样。车爬过八达岭，和山下相比，则是另一种景象。已是4月下旬了，绿色还很少，几乎是一片荒凉。南翔说的那些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思绪紊乱，琢磨不透，上边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