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８年３月又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 “杨、余、傅事件”。那天晚上，傅崇碧同志在市委我的办公室和我闲谈。傅崇碧和我都曾在晋察冀工作过。他是六十三军的。他看着手表说：快到时间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通知去大会堂开会。说完，他就走了。第二天，市革委会开会，没见谢富治、傅崇碧、郑维山等来。我想谢富治在公安部忙，不来，傅崇碧、郑维山应该来。我打电话给卫戍区找傅崇碧，卫戍区说不在。我又打电话给谢富治，说会是不是由你主持？傅崇碧没有找到，他到哪里去了？谢富治说：你不要问，过几天会开会的。我纳闷。

　　我是卫戍区的人都不知道，不过我对这种事也习惯了，不要问的事就不再打听。过了两三天，到大会堂开会。我的旁边坐了卫戍区的副政委刘福，他偷偷地告诉我：傅崇碧出事了。我问出了什么事？他不好多说，也许他也不完全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没头没脑的事太多了。一些人都战战兢兢，朝不保夕，谁知道会飞来什么横祸。

　　这时，就看到会场的台上忙碌起来，一会儿搬上来几把椅子，一会儿又撤下去几把椅子，搬上来和撤下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又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叶帅、李富春等都从旁门进来，坐在了第一排。我想：这些人怎么都坐在第一排，没上台去坐呢？这时，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就大摇大摆地进来了，周总理也在，他们都坐在台上了。黄永胜一进来就吼起嗓子呼喊“打倒杨、余、傅”的口号。

　　我们坐在中间，看到这情景，觉得问题大了。接着林彪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说“杨、余、傅”是华北的山头，要粉碎这个山头。他讲了不短的时间，恶声恶气。林彪正在讲话时，毛主席出来了，大家就鼓掌，毛主席向大家招了招手，没有讲话就又回去了。这场面就更使人紧张了几分。

　　但我们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中央文革小组要卫戍区抄傅崇碧的家，找他所谓冲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地点所带着的手枪。

　　以后开了十万人的大会，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都讲了话。陈伯达讲了这是第五个回合的斗争。我们是组织大会的人，都不让我们进主席台，我们躲在体育场的一个打电话的小房子里。

　　后来知道杨成武是经常跟着毛主席出去的，为林彪所忌恨。杨成武找我谈事情的经过时说，他家为此死了三口人，一个是女儿自杀了，一个是他夫人赵志珍的哥哥还是弟弟，被押到河南，在那里死了……

　　傅崇碧是华北的。余立金与吴法宪不对头。余立金，我不认识，放出来后才看见他的样子。

　　抄傅崇碧的家，这时是温玉成任卫戍区司令。我听吴忠告诉我，没有在傅家抄出来什么东西。

　　江青在十万人大会上说傅崇碧的罪状是冲击钓鱼台。傅崇碧放出来后跟我谈了这个事情的过程：许广平跟江青还是别的什么人说，鲁迅的手稿被人拿走了。中央文革要傅崇碧找，他查到了经手的这个人，这个人是四川部队的，说鲁迅手稿就是中央文革小组让拿走的，就存在钓鱼台的楼里。这个事情弄清楚后，傅崇碧便带着他的秘书到中央文革小组去汇报。一开始还不让进去。傅崇碧打电话给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才让进去。江青、姚文元参加了，陈伯达参加没有不知道。傅崇碧就汇报了查找的情况。开始，大家还在听，当傅崇碧说是中央文革小组从许广平处取走了鲁迅的手稿后，江青一家伙就发火了。傅崇碧的秘书有病，江青一闹他就晕了。傅崇碧的秘书好像姓邵，他拿着傅崇碧的皮包，这个秘书紧张、害怕，手忙脚乱，把皮包扔到了地上。于是，江青就说是用皮包向她砸去，姚文元后来还证明，说他当时看到用皮包砸江青，皮包里有两支手枪。

　　“杨、余、傅”问题，大概是林彪向毛主席讲的。林彪逃亡之后，毛主席批示：“杨、余、傅”一案有错，我听了一面之词。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在政治局传阅，我们都看过。

　　“杨、余、傅”很惨：杨家死了三口；傅崇碧调到沈阳军区后，一到沈阳就被弄到辽源的煤矿囚禁起来了。傅崇碧说宣布他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前，把他警卫员的枪和皮包都下了，进去就宣布他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而且连夜立即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