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进行中，工总司筹备组多次打电话到市委，勒令曹荻秋同志到会接受批判，都被曹荻秋同志拒绝了。当晚9点钟，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工总司的条件，仍被拒绝。于是，王洪文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言要“北上告状”。

　　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上海北站采取了“革命行动”。潘国平带二百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率领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严格按照正点运行的火车，这时却成了农村里车把式手里的马车，想开就开，想停就停。

　　602次列车发出后，上海铁路局接到周总理指示，不允许截车北上，不允许破坏全国铁路交通运输。

　　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午8时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当天清晨，《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要求广大工人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绝对不允许停止生产闹革命。《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上海市委立即派出大批干部，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带队赶往安亭，向造反队员宣传社论精神，劝说他们返厂生产。

　　陈伯达受命于周总理，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发出致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上说：“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通知还说中央文革将派张春桥即日赴沪处理此事。

　　有总理的指示，有《人民日报》的社论，有市委内部的统一，加上陈伯达受命于总理的指示，本来形势应该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一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然而，这个大好形势却在王洪文造反行动的蓄意升级和阴谋家、野心家张春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导演下，酿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把上海市委逼入绝境。

　　当时，王洪文、黄金海等人感到形势不妙，再拖下去队伍就会瓦解，便决定孤注一掷，拦截北上的列车。王洪文说：“要拦就要拦在国内外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列车。只有事态闹大了，才能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拦截上海开往北京的第14次快车。他们派出一部分人站到安亭通往上海的铁轨上，示意火车停车；另一部分亡命徒则在安亭站卧轨拦车。中午12时，14次列车被拦阻在安亭车站，造成沪宁线铁路中断。从11月10日上午9时12分起，这条南北大动脉被迫中断31小时34分。

　　事件发生后，市委十分焦急，一方面要说服工人回沪回厂，另一方面又要对这些造自己反的工人群众的安全和健康负责。10日上午，市委组织人送去15000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等御寒物资，并且动员安亭车站的广大职工不分昼夜烧水烧饭送衣，有些年老体弱的工人因为饥寒交迫，连日疲惫，已至气息奄奄的危险境地。可是，王洪文他们硬逼着工人不准离开，以便造成事端，给上海市委制造“罪证”。

　　市委感到单靠市委已经无力回天，盼望能借中央力量扭转局势。

　　11月11日晚10点钟，张春桥自北京乘空军专机飞抵上海。照道理讲，张春桥应该先跟市委同志见个面，至少应该通一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可是张春桥却不，刚下飞机便一头扎到造反派堆里去了。

　　张春桥下飞机后，事先等候在上海机场的市委工作人员要求张先与市委负责人见面或通话，张置之不理，却径直与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通了话，要他们派人协助解决“安亭事件”。

　　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耍尽了政治手腕，阴一套，阳一套，利用中央文革的特殊地位把市委一步步逼向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