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罗瑞卿悲愤地撰写自传时，外面的世界正悄悄地变化。197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陈伯达一伙通过称天才和坚持设国家主席，暴露了林彪想抢班夺权的野心。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随后在同斯诺谈话时，不指名地批评了林彪的“四个伟大”，批评了林彪一伙说假话和虐待俘虏。此时，林彪一伙已经慌了手脚，正忙于铤而走险，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已经顾不上罗瑞卿了。但那些专案组和看守却率由旧章，仍在那里用法西斯的办法迫害这些冤屈的“犯人”。对于这一切，罗瑞卿已经适应了。但是，在狱中何时是个头呢？如何度过这日日夜夜呢？他决心利用狱中的时间，认真读书。他读了毛泽东圈的那30本马列著作，并认真做了笔记。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的名字逐渐从报纸上消失了，但看守人员对“犯人”态度仍不见好。据郑天翔回忆：“林彪自我爆炸后有个时期，报上还没有登（我们被准许订阅《人民日报》），但是有政治经验的人从报纸上的若干迹像已可以判断出了事故，而那些看守们，大概还没有听到传达，依然极其粗暴地对待那些‘犯人’，尤其粗野地对待行动不便的罗瑞卿同志。瑞卿同志的抗争也愈为强烈，有一阵子几乎是满院天天都能听到他那洪亮的令人高兴的声音。”

　　这时，罗瑞卿尽管还不知道林彪已机毁人亡，但他从每天都要读的《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已敏锐地觉察到，林彪完蛋了。他以前一直弄不明白林彪为什么要这么凶残地整他，在“文革”初期甚至认为这或许只是一场误会。现在，一切都豁然开朗。1972年1月5日，他被转移到木樨地附近的政法干校继续“监护”。此时生活条件已有改善。他在政法干校对同林彪交往作了认真的回忆，并在1972年上半年开始写揭发林彪的材料。这时，监护当局通知他，可以同家人会面。他抑制了想看看苦苦思念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愿望，决心首先清算林彪，等把材料写完再会见家人。6月15日，他写完揭发林彪反革命罪行的部分，8月1日，在建军四十五周年之际，他又写完揭发林彪历史上的罪行的材料，共13万字。随后，他住进北京医院。分别已有6年的孩子们来到了他的病床前，最小的了了1966年时才12岁，现在已成为19岁的小伙子了。当了了走进病房时，罗瑞卿面对着这个一米八的男子汉，已经不认识了，他愣愣地看着了了，直到了了说：“爸爸，我是了了啊！”他才恍然大悟。1973年11月20日，毛泽东批示，解除对罗瑞卿的监护，7年来，罗瑞卿终于可以关上门，关上灯睡觉了。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到此时为止，郝治平仍被关在秦城监狱。她是1968年2月29日被抓，先是关在一所二层楼内，这座楼房的墙壁上还有第几第几班的字样，可能刚刚住过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一个多月以后，也正是吴法宪接管罗瑞卿专案组的时候，在一次审查被监护人员名单时，对郝治平，专案组意见是继续进行“监护”，口含天宪的吴法宪手一挥说：“逮捕！”于是，郝治平便被转移到模范监狱。这所监狱以模范为名，实在是名不符实。据说在解放前是关死刑犯的，都是单人房，每间长不足2米，宽只有1米，没有窗户，睡的木板，每日两餐，每餐是两个窝窝头或是可以捡出一些耗子屎、砂石或草棍的米饭，菜则是水煮烂白菜帮或是糠萝卜。大小便都在室内放置的一个桶内，每天让“犯人”倒桶一次，要跑步去，倒完就得回来，连刷洗一下都不允许。又一个月以后，郝治平又被迁至秦城监狱。这里居住条件稍好一些。吃的仍然很糟。在生活上，郝治平要比罗瑞卿吃了更多的苦。她在狱中除受审讯，让写没完没了的交代材料外，不准看书，不准看报，不给放风，更不能唱歌。有一次郝冶平唱起了《红梅赞》，被罚一天内拆洗5床棉被。没有桌椅，就在地下缝。干一天下来，汗流浃背，腿都肿了。她在狱中度日如年，不知何日是个头，真感到生还不如死，但是1969年初春，她偶然从门洞往外看，门洞外隔着走廊是铁窗，铁窗外是架设了铁丝网的高墙，墙外有一株红杏已经开花。她不知道这一天是几号，不过杏花开了，离4月3日也就不远了。她想到他已过花甲之年，双脚致残，在这狂风恶浪之中，但愿他能活下来，直到重逢。她还想到，花儿还在开，鸟儿还在飞，地球还在转，物极必反。这一念头鼓舞她要坚持下去，倒要看看那些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倒要看看辩证法还灵不灵。

　　“九一三”事件后，郝治平狱中的待遇也有所改善。但她又得了癌症。她被蒙上眼睛，戴上手铐，送到复兴医院。医院的钱医生认识她，也很同情她，给她做了手术。

　　在“文革”期间，罗瑞卿夫妇的孩子除次子罗宇也被投进监狱外，已星散于四面八方。长子罗小青从国防科委被开除军籍后回原籍四川省南充市当工人。学高分子化学的女儿罗峪田从七机部调到内蒙古化肥厂当工人，她正谈恋爱时，罗瑞卿开始挨整。她向男朋友邓佑生提出终止他们的关系。她的男朋友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泼在罗家的那么多污水。后来他们冲破阻挠而结了婚，在哲里木盟造纸厂和化肥厂当工人。女儿罗玉书在哈尔滨橡胶厂当工人。朵朵和点点在延安插队。了了在黑龙江省扶余县插队。

　　罗瑞卿被解除监护前后都曾提出，要求释放郝治平。1974年1月5日，郝治平出狱。8日，她到医院去看望罗瑞卿。医院怕罗瑞卿夫妇过于激动，已经给准备了救急的氧气等。到了这时郝治平才知道，由于林彪一伙的故意拖延，使罗瑞卿的腿伤迟迟得不到治疗，直到1969年因左小腿已无法保存才不得不做了截肢手术，并被摘掉了股骨头。她强忍悲痛抚摸着罗瑞卿的残肢说：“少一条腿没有关系。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可以为党工作。”但是，为了怕罗瑞卿难过，她并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罗瑞卿。这时，她也知道了自己的父母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她的7个孩子也曾流落四方。经历过了大悲痛，如今阖家团聚了。“相对如梦寐、感叹亦歔欷。”杜甫这些诗句已不足以描绘当时他们经历了离乱之后的悲喜交集的心情。

　　几天后，郝治平等接罗瑞卿回暂时安置在广安门招待所的“家”。罗瑞卿建议先去天安门广场。当汽车开到广场时，他要下车。郝治平劝他不要下车。他便让司机开慢一点。当车开到天安门正中毛主席像下时，罗瑞卿伸出右手，恭恭敬敬向毛主席像行了一个军礼，直到看不到毛主席像了，才把手放下。他的双眼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在挨斗、坐班房的日日夜夜，他始终坚信，毛泽东会说话的。8年后毛泽东终于说话了，他才获得解放。他这个老卫士对自己的领袖仍然是无怨无悔、忠心耿耿。

　　1974年，经曾在福建请老中医林如高治过腿的张爱萍介绍和帮助，罗瑞卿也来到福建治腿。住在福州汤井巷一号省委机关大院。此时，“四人帮”正在发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妄图“组阁”。“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这一期间，罗瑞卿常同福建省和福州军区的领导人皮定钧、李志民、廖志高等议论“四人帮”，他们都痛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而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罗瑞卿也曾写信给原总参政治部副主任李文一，讲述了自己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李文一将罗瑞卿的信给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魏传统看，魏传统既为他对党和国家的赤胆忠心而感动，也担心他长此以往会影响治疗，便写了一首诗：“疗疾先疗心，乐天看风云。鼓山春意浓，不负东南行。”希望他去福州东郊清幽的鼓山看看，来排遣郁抑的心情。

　　1975年1月，在毛泽东提议下，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着手对被“文革”搞乱了的方方面面进行整顿，但“四人帮”仍在进行破坏、捣乱，罗瑞卿的心情是喜中有忧。在魏传统的赠诗的引发下，他也开始写诗。4月初，他给魏传统去信，告诉他已去鼓山春游，并随信附去他的和诗：

　　愿君知我心，何畏遮天云。

　　太阳终归出，一样照人行。

　　他还写了一首七律：

　　晨曦初露鼓山游，林海洗却万种愁。

　　劲松亭亭齐挺立，硬石垒垒皆昂头。

　　滔滔闽江千帆过，朵朵彩云一目收。

　　风光优美这般好，怎令来客不淹留。

　　当时“四人帮”仍在祸国殃民，罗瑞卿心中仍然怀着深深的忧虑。他看了鼓山、闽江旖旎风光后“万种愁”不禁为之一洗。诗言志。罗瑞卿当时犹如挺立的劲松，昂头的硬石，将继续向“四人帮”坚决进行斗争。

　　4月初，郝治平回北京治病。4月3日，正是罗瑞卿和郝治平结婚34年纪念日，罗瑞卿写了总题为《忆往事书赠治平》的组诗，前面有一段话：

　　去年10月来闽治病，时近半年，初见成效。近日治平因事回京，这里只留我与点儿两人，颇感大有所失。

　　我与治平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结婚。“咬紧牙关，度过两年”，这是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抗战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的庄严号召！婚后在太行的岁月，确属艰苦难言的岁月，但也是我们感到十分美满幸福的岁月。这是我们的骄傲，亦足见我们相爱之革命基础及其情真心挚。打倒蒋介石，全国胜利后，我们先后在公安部、军队总参谋部工作达17年之久。

　　1965年12月，林贼因我们坚守主席和党的阵地，拒绝上他们的贼船，竟以突然袭击的卑劣而又奸险的手段对我们横加诬陷，百般折磨，对待我们甚于对敌，致我腿残身病。某些方面，治平所吃的苦头比我还多还大。

　　“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我们重见光明，家人团聚，喜出望外。林贼自我爆炸，我们能见这群逆贼的可耻下场，实为平生最大快事。

　　本年4月3日为我们结婚34周年，时光易逝，好景却长。我们之间时日愈久，相知愈深，感情愈厚！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四川俚语），水乳交融，牢不可破，此之谓也。

　　在题记之后，罗瑞卿写了三首诗，第一首写他和郝治平由相识到相知、相恋，“三十四年虽往矣，堪幸儿女已成林”。第二首写林彪夫妇对他们的谋害，结果是落个“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下场。第三首是：

　　红花耀眼迎亲人，莺声悦耳喜临门。

　　两两离别如隔岁，朝朝思念似盼星。

　　多年经历诚可贵，八载磨炼更同心。

　　我等虽然遭陷害，历史终能辨假真。

　　在第一句有一个注：“治平从北京归来之日，院内木棉花正在盛开，清晨旭日临窗之际，又有黄莺在窗外高唱枝头，十分悦耳，似有预报喜事临门之兆，故有此句。”

　　旭日、红花、黄鹂，罗瑞卿饱经人世的风霜后的爱情是何等绚丽！

　　1975年夏天的一天，皮定钧的夫人张峰看到自家院内四季豆长得很茂盛，便将罗瑞卿夫妇请到家里用四季豆做卤吃打卤面，还准备了茅台酒。罗瑞卿不爱喝烈性酒，但喝了几杯黄酒，席间大家都非常高兴。饭后郝治平才告诉皮定钧夫妇：“今天是5月31日，是他69岁的生日。”张峰拍着手说：“啊呀，这么巧！应该早点告诉我们，买个蛋糕庆贺庆贺！”罗瑞卿高兴地说：“今天这打卤面就很好嘛！中国人过生日就讲究个吃面条。”罗瑞卿回到住所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写道：

　　少小叛逃封建家，磨难虽多心无瑕。

　　蒋匪屠杀犯众怒，烈士鲜血浇红花。

　　革命一生未虚度，戎马廿年耻矜夸。

　　吾今即令身残老，志在千里岂嗟呀！

　　在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时，他也严格解剖自己，意识到过去在工作中的弱点。他曾对不少战友和部属说：“我这个人过去锋芒太露，批评人不讲究方式，很多人对我有意见，教训是深刻的。”许多人反映，经过“文革”的磨难，罗瑞卿更加成熟了，如果把他比作宝剑，它已经淬了火，不仅有了刚强、锋利的一面，而且有了绕指的柔韧。

　　1975年8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军委顾问。同时被任命顾问的还有谭政、陈再道、陈士榘。任命顾问，这在我军中是第一次，有的顾问不知道应如何工作。罗瑞卿便说：“我们可以搞一点调查研究，比如我就准备研究一下台湾问题。”此时，罗瑞卿离开工作岗位已近10年。毛泽东有一次谈话曾把文革中靠边站的老干部称为“桃花源中人”，说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10年罗瑞卿并没有待在“有良田、美池、桑竹”的桃花源，而是坐了班房。但对外面的情况确实比较生疏了。为了能尽快工作，他需要补补课。为此，他向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冯征提出，希望冯将这10年来的文件送给他翻一翻。于是，他的办公桌上又堆起了成摞的文件资料。他一面看文件，一面治腿。他的治疗日益见效，走的步履日益坚实。

　　1975年8、9月间，江青、姚文元利用毛泽东一次谈话中对《水浒》的评论，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罗瑞卿立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里面有鬼。评《水浒》的文章，我看是反对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的。”

　　当时，由“四人帮”在上海的同伙控制的刊物《学习与批判》，通篇都是极左的、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谬论，罗瑞卿很厌恶这个刊物，他对郝治平说：“这个刊物你不想看，又不能不翻一翻。看又实在看不下去，全是一派混账逻辑。”有一次，他看到《学习与批判》上登了一篇骂中国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文章，气得拍着桌子说：“科技怎么不是生产力？难道火药的发明、蒸汽机的发明、原子能的发现，没有引起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吗？”罗瑞卿曾找福州军区政治部的同志商量准备写文章予以批驳。

　　1975年11月，毛泽东因不同意邓小平着手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一时又猖狂起来。罗瑞卿同福建省和福州军区的领导人更加频繁地议论“四人帮”，他们用三点水来作为江青的代号。一天，他将福建省委负责人廖志高、马兴元等请去说：“看来斗争还在继续。我们要准备斗争，要经得起考验。省和军区对小平同志指示执行得很坚决，但人家是不会甘心的，你们不能麻痹。”

　　11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后，罗瑞卿仍然对大家说：“要坚持下去，要沉得住气，不要动摇。他们——”他边说边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上画了一个三点水，“肯定是短命鬼。”皮定钧激动地对他表示：“你就在这儿治病，放心地住在这里。如果有什么情况或者发生战争，我们有后方，你可以到闽北后方指挥部去，不管出什么事，你都不要走。将来他们要翻天，即使上山打游击也要跟他们干。你的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罗瑞卿上一次见到周恩来还是1965年12月间的事。罗瑞卿解除“监护”后，周恩来曾让邓颖超捎话给罗瑞卿，希望他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身上，把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罗提出希望见见周恩来。此时周已因患膀胱癌而开刀。经邓颖超联系，周已决定见罗瑞卿并约好了时间，但当时“四人帮”尚在猖狂活动，阻力很大，邓颖超也无能为力。会见又以周的刀口未愈合为由而取消。周恩来托邓颖超问罗瑞卿，家是否已安好，孩子们入学、工作问题是否都已解决。罗瑞卿夫妇当时尚住在广安门招待所，孩子们也分散于各地，但为了不致干扰周恩来的治疗，罗瑞卿夫妇的回答是家已安了，孩子们的问题也都得到解决。后来邓颖超得知罗瑞卿的孩子朵朵仍在延安插队，经周恩来批准，才以照顾年迈父母为由，将朵朵调回北京。罗瑞卿得悉总理逝世后，要求回北京参加葬礼，但有人用种种理由不予批准。经过艰难的斗争，才争取到夜航返京，同总理告别。

　　2月，由于“四人帮”在福建的代理人鼓动一些人要揪斗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等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汤井巷一号省委大院成为首要冲击目标。罗瑞卿夫妇在那里也不得安宁，便迁至福州军区招待所——梅峰宾馆。罗瑞卿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十分愤慨。他在同福州军区领导人谈话时常说：“看看老百姓生活这么苦，可这些人还在那儿造什么反！”由于“四人帮”的闹腾，罗瑞卿想研究一下台湾问题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有一次，皮定钧夫人张峰看到台湾报纸刊登了“文革”中揪斗党政军高级干部的一些照片，其中也有罗瑞卿的，便带了几张给罗瑞卿看。罗看了后生气地说：“亲者痛、仇者快，我们有些人正在做让仇者高兴的事。”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罗瑞卿决定7日返京。但就在7日中午，皮定钧乘飞机失事。连遭丧故，罗瑞卿怆然涕下。他坐在轮椅上让警卫员在走廊上推来推去，两眼挂着泪花，嘴里不住念叨：“他死得太可惜了，像他这样的一把手，现在已很难找到了。”他决定改在8号走，随后和郝治平给张峰写了一封唁函说：“今天一早我们刚为朱老总离去而痛哭，中午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又痛哭一场。”他们劝张峰珍重节哀。

　　8月，罗瑞卿又回到福州。

　　9月9日，毛泽东逝世。罗瑞卿又赶回北京，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自从1965年11月在上海同毛泽东分别以后，罗瑞卿一直未见到毛泽东。罗瑞卿在解除“监护”后曾给毛泽东写了信，但不知毛泽东是否看到了这封信，罗瑞卿未获回音。自从上海一别，如今11年过去，毛泽东已安卧在百花丛中，罗瑞卿不禁痛哭失声。9月18日，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的追悼大会。但在“四人帮”控制下，竟然不通知他参加。经罗瑞卿坚决要求，才同意到广场去参加追悼会，但只给罗瑞卿、谭政、陈再道这三名顾问派了一台车。陈再道愤慨地说：“他妈的，罗瑞卿一个人就得一台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三人怎么去？”谭政比较好说话：“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经过斗争，给他们增派了一台车。下车后他坐着轮椅，由他的儿子罗宇推着，穿过中山公园，将他的轮椅停在广场西北角。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见他待的地方烈日暴晒，太热，便劝他找个荫凉地。他愤慨地说：“连这里也不让我来啊！还能坐到哪里去？人家不要我参加追悼会。我对他们讲，你不派车，我自己去。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我是斗争来的啊！”①

　　追悼会开始，罗瑞卿在罗宇扶持下，走下轮椅，拄着双拐，坚持肃立。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无论自己是受了多大的冤屈，他这个老卫士，对共产党、对毛泽东一直是赤胆忠心，九死不悔。他的崇高气节犹如嘉陵江两岸的苍松修竹，历经千磨万击而依然坚韧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