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17日，蒋介石通过马歇尔向中共提出了将人民的武装撤出陇海路以南、胶济路全线以及东北大部地区的无理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6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战略区的电报，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依据这一分析，中央军委拟定了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在南线，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向豫东和津浦路进击。在北线，要求晋察冀军区和晋绥野战军及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用半年或较多的时间夺取三路（平汉路北段、正定太原路、同蒲路），并相机夺取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使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各解放区连成一片。

　　为了对付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共中央将部分军调部人员陆续调回。6月，罗瑞卿奉命撤出军调部，返回张家口。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用30万军队，兵分四路，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7月中旬，毛泽东电召罗瑞卿赴延安接受交给晋察冀部队的作战任务。罗瑞卿又以军调部中共方面参谋长身份乘美军飞机经北平赴延安。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对罗瑞卿说，蒋介石发动的全国规模的内战，在各地已经大打起来。毛泽东提出：晋察冀军区为了实现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应首先出击平汉路，消灭一些弱敌，扫除敌一些据点以和冀中解放区连成一片。领受任务后，罗瑞卿乘汽车经绥德返回晋察冀。在路过晋绥军区时，他从贺龙处得悉，晋察冀军区和他们已向军委提出了联合攻下大同，然后晋察冀部队再出击平汉路的建议。随后，贺龙派汽车送罗瑞卿经丰镇回张家口。途中，在一处悬崖边翻了车。幸而这台车有一个拖斗，拖住了车头，车头又恰好卡在一个小河沟内，车才没有翻到崖下。在丰镇，罗瑞卿见到了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等人，7月底回到张家口。罗瑞卿向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先打平汉路的设想。聂荣臻对他说：中央军委已批准先取大同，第二步向平汉路挺进，第三步再向正太路进攻。

　　毛泽东“同意先取大同、再取平汉、再取正太”的复电是7月25日发出的。7月20日至26日，晋察冀部队集中三个旅及地方武装共10个团进攻大同以南的应县，未克。毛泽东得悉后，对能否攻占大同发生了怀疑。8月1日，他致电聂（荣臻）刘（澜涛）贺（龙）李（井泉）：“瑞卿到否？应县久攻不下，你们对攻大同把握如何，攻大同计划如何，何人指挥，使用哪些部队，攻城训练如何？你们以多少时间扫清外围及攻下大同？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估计到；上述各点请考虑详复。”

　　8月2日，聂荣臻在阳高主持了作战会议，罗瑞卿、刘澜涛、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张家口卫戍区司令员郑维山等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大同守敌不强、但城防坚固的情况，确定用晋绥军区的第三五八旅、晋察冀军区第三、第四纵队各两个旅，计划用10天时间扫清大同外围，攻歼应县、怀仁、口镇之敌，完成攻城准备，再用半个月到20天攻下大同。为防止绥远傅作义部增援，以晋绥军区的独立第一、第三旅、骑兵旅和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的第四旅等部，位于距大同120公里之集宁及其以西地区和在大同、集宁之间的丰镇以西凉城地区对傅部警戒。会议确定成立双方负责人共同组成的前线指挥部。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虽然未参加这一战役的准备工作，但由于参战部队中多数是晋察冀的部队，于是，他主动提出，由他任前线指挥部政治委员。

　　8月3日，聂荣臻电告军委，说（阳高）会议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6日，毛泽东复电：“你在布置大同战役后，望集中注意于准备平汉战役。”

　　大同守军楚溪春部虽仅1.9万人，但经长期经营，有坚固工事；大同除南面是开阔平原外，西、北两面皆山，山上山下都有敌人之明碉暗堡，东面是御河，城墙很厚，易于防守。守军有阎锡山收编的数百名日军炮兵，城中粮食、弹药均很充足。攻下大同，并非易事。

　　在阳高会议之前，从7月31日起，有些部队已开始进攻大同外围，但只歼灭了2000人，大部守军都退到了大同近郊及城里，进一步增加了攻城的困难。

　　8月14日，开始总攻大同近郊和4个城关据点。由于兵力不集中，对国民党守军坚固设防的力量估计不足，部队尚无用炸药包进攻敌人工事的经验，每前进一步都要花费很大伤亡代价。敌人边抵抗边退向城内。罗瑞卿感到这样打下去不行，但有些干部不以为然，罗瑞卿便以个人名义发报给晋察冀军区并报军委，认为屯兵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兵力分散（同时围攻大同、应县、定襄诸点），若傅作义增援，不好对付。这一电报发出后不久，调来晋绥军区三五八旅主力，晋察冀第四纵队十旅撤围应县后亦调至大同前线，以加强攻城兵力。至9月4日，肃清了郊区各点及北关、西关之敌。蒋介石看到大同即将不保，以将原属第二战区阎锡山所辖之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的第十二战区为条件，要求傅去解大同之围。傅作义是1936年指挥绥远红格尔图战役和收复百灵庙战役的抗日名将。当时，毛泽东、朱德曾对他的“英勇抗战”致电祝贺。但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位抗日名将却卷进了内战。蒋介石下令后，傅作义即派其嫡系第三十五军以及暂编第三军共3万人马兵分三路，从归绥东进，进犯集宁，企图经过集宁增援大同。前指匆忙决定从大同前线抽调第三五八旅和晋察冀第四纵队由张宗逊、罗瑞卿率领北上到集宁打援。副司令员杨成武指挥晋察冀第三纵队等部继续攻大同。

　　9月5日，傅部攻占卓资山后继续东进，10日猛攻集宁；同日晚，张、罗指挥在进攻大同中遭到伤亡而又来不及整补的打援部队将傅作义主力3个师包围于集宁城下，随即向被围之敌展开猛攻，傅部电台被毁，阵势已乱。这时傅作义又派第一○一师来援，于9月12日进至集宁西部之脑包山。前指没有继续围歼集宁城之敌，而是错误地决定调主力至脑包山求歼一○一师。被围之傅部乘机恢复已失阵地，并由东向西攻击。13日，傅部主力全部集中到集宁城郊。此时，在集宁歼敌已不可能，13日晚，张、罗率领部队放弃集宁。集宁失利，大同不宜再攻。16日，从大同撤围。

　　傅作义占领大同后，颇不可一世。9月20日，傅授意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新闻处副处长、《奋斗日报》社社长阎又文起草了《致毛泽东的公开电》，称：“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

　　朱德在延安看到由电台抄收的此通电后，对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说：“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后来，这封电报作为反面教材，延安《解放日报》予以发表，从反面激励了解放军指战员的斗志。

　　对于大同、集宁战役的失利，罗瑞卿作为政治委员曾作过多次反思。1946年9月15日，张宗逊、罗瑞卿在《绥东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中即指出：“8月2日阳高会议决定攻大同、打傅增援，当时认为大同可迅速攻下，因此对傅顽只采取声张而迷惑，没有准备大同不能立下与傅决战的足够兵力，结果大同连攻不克，傅即乘机东犯，使我措手不及。”

　　1947年4月15日，罗瑞卿在《关于晋察冀边区战局的分析》中指出：“初战没有打好。初战往往对战争全局影响很大，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先搞个硬钉子，拿大同，没有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对于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就集宁之战来说，不论在战役指导上或者战术指挥上也都有毛病，今天来看要打傅作义应该集中更多的力量。集宁之战，站在严格的自我检讨立场上来说，应该承认是打的很不好的……”

　　到“文革”期间，罗瑞卿在被“监护”的情况下，做了更加成熟的反思：

　　所以，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指的是我消耗太大、损伤士气，未能歼敌，大同未打下，我反失掉集宁，长了敌人的志气等，而敌人并未能消灭我军的部队）！这是起了战略性的影响的。主要的还不是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主要的是影响了冀察晋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

　　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是没有明确的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相当典型的战例！

　　反之，如果执行主席原来的指示，把四个纵队集中起来出平汉线，其结果必定是另一样。不仅可以先消灭一些弱的敌人，使部队在俘获中得到一些补充，部队士气亦必随之增高，而且搞得好，还可能求得在运动战中歼敌一部分主力部队的歼灭战，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大同、集宁战役中，罗瑞卿是前线政治委员。但是他事先并未参与打这一仗的决策，从延安回来，一路上他向晋绥、晋察冀两个军区的领导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先出平汉路的设想。在两军区已决定先进行大同战役并已报请军委批准后，他只能服从和执行。而他考虑到参战部队晋察冀的多，他作为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当前线政治委员责无旁贷，于是在尚未进入情况时便仓促上阵。尽管如此，但他仍对这次战役进行了反复的检讨和反思，这反映了他严格要求自己的品格。在被“监护”时的反思中，他将执行毛泽东先打平汉路的设想和先打大同作了对比，从而更加服膺于毛泽东预见将来的敏锐的洞察力。

　　大同撤围后，罗瑞卿回到张家口。此时，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决心集中第十一、第十二战区主力东西夹击张家口。在一次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上，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提出放弃张家口。罗瑞卿和副司令员萧克支持聂的意见。但一些高级干部思想不通。罗瑞卿说服他们道：“张家口有什么好喽？甩掉包袱好打仗么！”有的领导干部不同意他的意见，顶他说：“就这么一个张家口，丢掉还有吗？”罗瑞卿说：“不丢，你有什么办法么？”聂荣臻连忙说：“不要扯啦！这件事没有扯的必要啦。早撤还可以多搬东西，甩掉了包袱能多打胜仗。打了胜仗以后，北平、天津、保定都是我们的。”

　　9月16日，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向军委提出，在敌东西夹击张家口情况下，“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9月18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复电，指出：“除各方布置外，集中主力于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希望你们聚精会神，充分准备，寻找良机歼敌一两个团。打第一个胜仗，即能振奋军心民心，打出威风。”“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这种准备和积极布置歼敌计划并不矛盾。”

　　根据在第十一战区的中共地下党员提供的可靠情报，聂荣臻等得悉敌人进攻的重点可能在东线，国民党李文兵团之第十六、第五十三军将分别由南口、怀柔顺平绥路西进，占领怀来后，张家口西面的傅作义可能出动。因此除将第四纵队部署在张家口以西的怀安、天镇、阳高地区对绥远傅作义部实行警戒外，其余主力均集中到东线，以第二纵队主力及地方武装一部在怀来、延庆地区正面抗击敌人进攻；以第一纵队全部及第二、第三纵队各一个旅集中到怀来以南地区，待机出击，准备歼灭由康庄、怀柔西犯的敌人，在歼灭若干敌人之后再撤出张家口。由杨成武率领6个旅在平汉路北段发动攻势，牵制敌人。为指挥这一作战行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组成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关，以萧克为司令员，以罗瑞卿为政委，以耿飚为参谋长。组成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由罗瑞卿、萧克、潘自力组成，罗瑞卿为书记。

　　9月22日，萧克、罗瑞卿、耿飚在第二纵队司令员郭天民、政委刘道生和五旅旅长萧文玖陪同下，来到前沿阵地。只见战士们正在构筑工事，随后又检查了伙食和弹药准备情况。当耿飚问团的干部弹药准备情况时，他们回答：“我们不但把前沿的弹药配备足了，团里还预备了不少。”有几个战士插话：“够敌人吃的啦！”在大家的笑声中，罗瑞卿说：“其他解放区都在不断打胜仗，这次就看你们啦！”在场的指战员高声回答：“请首长放心，坚决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面！”

　　9月29日2时，国民党军从东线开始进攻，第十六军及第五十三军一个师由康庄向怀来大举进攻，先后有370架次飞机对第二纵队阵地及后方进行狂轰滥炸。第二纵队在正面顽强抗击。10月3日晚，第一纵队以神速动作突然向敌左翼发起反击，在东花园旧村歼敌一个团又一个营，缴获坦克3辆。

　　蒋介石见从正面攻怀来受阻，10月4日，派参谋总长陈诚和北平行辕副主任陈继承到达南口部署新的进攻。7日，敌预备队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第一二一师由北平附近西调，企图经怀来东南20公里的马刨泉、横岭从侧翼迂回怀来。解放军洞悉敌之图谋，迅速调整兵力，在马刨泉设伏，歼敌一个团。

　　经十余天作战，在东线，解放军共歼敌两个多团，将六师敌人重兵阻于怀来之东，为从张家口从容撤退赢得了时间。与此同时，杨成武率部在平汉路北段向敌发动攻势，连克望都、徐水、定兴，破路炸桥，牵制了敌人。

　　蒋介石见怀来一时难以攻克，又一次以将察哈尔省划归傅作义管辖为条件，要求傅作义从西线出兵。

　　傅作义见有机可乘，不等东线李文兵团攻克怀来，便从集宁出兵。他耍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花招。一面宣称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将率部沿平绥路经大同东进，一面集中其主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及骑兵团由集宁向东，避开在阳高、天镇的第三五八旅和在怀安、阳高地区警戒的第四纵队，穿越草原，直出张北。8日占张北，10日占狼窝沟，11日突入张家口。傅这一行动为国民党不顾共产党和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反对而悍然决定于11月1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打了一剂强心针。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即将北平行辕所辖第十一战区和第十二战区改为保定和张垣① 两个绥靖公署，分别由孙连仲和傅作义任主任。这两个绥靖公署所辖部队即成为以后一个时期华北解放军的主要作战对象。

　　11日，晋察冀部队撤出张家口。傅作义部来得突然，尽管撤出张家口是早就定下的，撤退得仍有点匆忙。张家口一撤，怀来将受两面夹击。在怀来一带歼灭更多的敌人的计划落空，怀来守军也不得不于12日撤出怀来地区。

　　罗瑞卿率领部队撤至易县地区时正是阴历十八九。据刘澜涛回忆，他和罗夜里到达易县西陵时，一轮明月已到中天，一座座宫殿在参天大树的拱卫下安详地矗立在平原之中，苍松翠柏和宫阙石碑的影子投射在朗朗白地上，非常清晰，非常壮观。罗瑞卿和他由于对以后打法心中有数，当时心情都很好，两人策马缓行，颇有兴致地欣赏了月夜下的西陵景色。

　　从张家口撤出之后，罗瑞卿一直把鼓舞士气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到部队去，每逢讲话必要鼓舞士气，激励指战员们卧薪尝胆，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报傅作义的仇，待时机成熟再收复张家口。

　　10月22日，罗瑞卿出席了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涞源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垣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会后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各纵队由两个旅扩充至三个旅，动员了数万群众参军，各纵队兵力都得到了补充。12月间，撤销了野战军的指挥机构，由晋察冀军区直接指挥原野战军各个纵队。第一纵队奉军委命令归还晋冀鲁豫军区建制，其司令员杨得志留在晋察冀任第二纵队司令员。

　　12月底，晋察冀军区机关进驻完县南腰山村。此时得悉从保定南面的望都到石家庄以北的正定之250里铁路线上敌人兵力空虚，只有保安第五总队侯加墉部6个团把守。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等决定组织保南战役。

　　1947年1月20日，阴历除夕，第四纵队和独一旅在风雪弥漫之中向保定南面平汉路各据点发起进攻。这些据点的守军正杀猪宰羊，吆五喝六，忙着过年，根本没有料到解放军会突然南下。解放军一进攻，他们便惊慌失措。四纵十一旅和十旅分别攻克王京和望都。望都之敌第五总队第三团北窜至于家庄，被解放军歼灭。

　　当天，罗瑞卿和副司令员萧克、副参谋长耿飚乘一辆吉普车到达望都周围了解战况。攻克望都后，他们随即驱车向望都城内开去。但半途吉普车抛了锚。随行的作战科长杨尚德向公路附近的村庄的老乡借了一间房，安排首长们休息，然后去找部队。不一会儿，杨从十旅后勤部借来了半袋面粉、两棵白菜和一块猪肉。于是，几人作了分工，罗、萧和杨尚德负责做饭，耿飚帮司机修车，警卫员放哨。由于吃完还要赶路，大家决定这顿饭便简单从事。罗瑞卿擅长做川菜，回锅肉、麻婆豆腐都有一定水平，但是在路上一时找不到辣椒、花椒，更没有四川豆瓣酱，只能将就做一个白菜炖猪肉，萧克、杨尚德便和面烙饼。

　　饭做好，车也修好了。吃完饭罗瑞卿一行又上车赶路。进入望都县城时只听得爆竹声声，大年初一已到。大街上挂着“欢庆望都解放、喜迎新春佳节”的横幅标语。罗瑞卿等看望了部队伤员，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打算继续南下，攻占定县，扩大战果，控制平汉路保（定）石（家庄）段。罗瑞卿一行随后返回军区。聂荣臻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命令四纵主力继续南下，攻克定县城，全歼侯如墉部，控制平汉线保（定）石（家庄）段。28日，四纵攻克定县，部分敌人出西门逃窜，一部在城郊被歼，一部在阳城地区被二纵歼灭。

　　在保南战役中，解放军共攻克望都、新乐、定县3座县城及其周围的据点，歼敌8200多人，使冀晋和冀中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1月29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黄敬：“（一）连续攻克望都、新乐、定县，歼灭侯如墉等部，甚慰。望对指战员予以嘉奖。（二）你们已在平汉线取得主动，望在今年上半年用围城打援各个歼灭之方法，将平汉线上蒋系各军基本解决，以便下半年主力转入平绥线，解决傅作义。”

　　此时，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孙连仲见晋察冀解放军主力在保定以南地区，乃以第九十四军和第十六军第二十二师于2月6日从涞水进犯易县。8日，解放军主动撤离易县城，南下塘湖地区。敌第九十四军追至塘湖害怕被歼，向东退至涞水、南靠、北靠。同时敌第五十三军进至姚村进行策应。为了设法将第五十三军东调，孤立并求歼第九十四军，解放军第二纵队（欠第四旅）和第四纵队十一旅向平汉线固城至漕河段出击，一举攻克徐水东站，并围攻徐水县城。15日，敌第五十三军回援徐水。第九十四军5个团也东退至姚村一带。解放军乃调第三、第四纵队（欠第十一旅）和第二纵队第四旅围攻姚村。但在17日发动总攻前，四纵观察失误，判断敌军东窜，未查明情况即擅自撤围，分路实施追击，以致错过战机。

　　2月18日，敌第二十二师和独立九十五旅增援姚村，聂荣臻与萧克、罗瑞卿研究后，决定撤围姚村。已经到嘴的肉不得不放弃。随后军区机关由冀西转移到冀中安国县。

　　2月21日，毛泽东来电对前段作战情况进行了批评，指出：“你们最近时期在保（定）、易（县）间的争夺战，是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故打不出好仗。”毛泽东指示：“今后行动应学习陈粟、刘邓、陈谢三区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的方针。你们部队休整若干天后，请考虑是否可以打第三军。其目的不在占地而在歼灭顽伪有生力量，并吸引保定以北之敌南下，利于第二步歼击之。”“总之，大踏步进退，不拘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华北战局，摆脱被动，争取主动，1947年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在安国分别召开了重要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2月1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对晋察冀军区在作战指导方面的历次指示，明确了尔后的作战指导思想，要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大踏步进退，先打弱敌，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罗瑞卿主持了军区的政治工作会议。3月25日，在会上，罗瑞卿作了题为《如何加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按照中共七大的决定，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尤其是军队工作的指针。在报告中，他指出：“古田会议决议”和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的政治报告，前者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后者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完成的。“这两个文件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上的具体化。”“这两个文件中所阐明的思想，就应是我军政治工作建设的指导思想”。

　　他指出：“两个文件中所阐明的思想，并不是什么人单纯的主观的臆想，也不是从什么经典中所抄录下来的教条。它是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所创造的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革命军队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出发，经过无数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反复实践过程所创造出来所积累起来所提高起来的。它为中国人民反对人民敌人武装斗争所创造、所产生，又为中国人民反对人民敌人的武装斗争所考验、所证明。”

　　他坚信：“古田决议的精神如果被确认，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完全走上古田决议的路线，如果我们的同志真正掌握了古田决议的思想，使其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生指导作用，那么我们军队今后的政治工作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气象的。”

　　罗瑞卿在报告中提出，要把激励士气与加强团结作为我军目前军队政治工作的总方针。

　　为了激励士气，罗瑞卿要求继续开展部队的立功运动，要求把立功运动同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结合起来，建立巩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全体干部战士自觉自愿地做“人民的战士”、“人民的功臣”。要求不断提高部队的胜利信心，要克服“我区是不能打胜仗”的悲观失望情绪。他说：“过去胜利不足，今后大有可为。”“我们可以胜利的条件并没有丧失，只要我们认真克服缺点，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的胜利……确定的会到来的。”他还指出，在开展立功运动的同时，要抓紧练兵和整顿纪律。

　　在加强团结方面，他讲了军内团结和军外团结两方面的问题。他针对当时军民关系、军地关系不太协调的情况，按照毛泽东所说，军队与地方关系搞不好，主要由军队方面负责的精神，着重批评了军队内骄傲自满情绪和不守纪律的现象，要求军队尊重地方，“先喊地方万岁”，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生产，增强军民、军地团结。这一做法争取了主动，促进了团结，受到中共中央的好评。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会议根据中共中央2月27日发出的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决定在团以上各级建立党的委员会，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规定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再由部队首长分工执行。在作战等紧急情况下，首长有判断处置之权。会议决定，加强党支部建设，发挥党支部在连队的核心领导作用。

　　安国会议后，部队普遍开展了立功运动。“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处处立功”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部队还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练兵运动，战士学习并苦练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和土工作业等五大技术，干部学习了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部队的军事素养有了较大提高。

　　1947年春，晋察冀部队转入反攻。在讨论作战方向时，罗瑞卿和萧克都主张在正太线作战，但有的干部不赞成，认为打不出什么成果。罗瑞卿认为，正太线敌人兵力薄弱，在正太线多打胜仗可以鼓舞士气。打正太线还可以扫掉石家庄外围，使石家庄变为孤岛。他对主动求战的干部非常欣赏，称为“革命的好战分子”。他说：“我们晋察冀应该多几个敢打敢拼的好战分子。”4月9日，正太战役开始。4月10日，四纵队攻克栾城，12日，二纵队攻克正定。

　　在正太战役期间，1947年4月15日，罗瑞卿在晋察冀中央局直属干部党员大会的讲话中，认真总结了前一段晋察冀胜利不足的原因。

　　他首先指出：“从去年7月到现在，这8个月的自卫战争中，就全国范围来讲，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歼敌70多旅。但我区的胜利很不足，与总的形势不大相称，没有完成中央给我们的歼敌任务，有好几仗没有打好，整师整旅的歼敌一次也还没有过，蒋军将级军官的俘获我区最少。东北是新解放区，也已经跑到我们前面，整师整旅地消灭敌人了。因为我们的胜利不足，对于爱国自卫战争已经发生了若干影响。如果我们也消灭他几个师，蒋介石今天的文章就更不好做一些。”

　　他认为胜利不足的原因是停战协定签订前后，对和平考虑多，而备战不足。近因则是军事指导上有毛病，主要有：

　　一、初战未打好。罗瑞卿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前面在讲述大同战役失利时已经引用了。

　　二、未掌握主动权。他说：“运动战也可以说是主动战，而我们好多仗是被迫打的，以至于打不出结果来。总是怕丢地方结果地方还是丢了。如撤退张垣以后到察南，打也不打，走也不走，如果那时很快把主力转移到平汉路，也许会打个好仗。第二次打易县以及以后的打姚村，也都是敌人要在那里打的。检讨起来，我们应该实行‘你要在易县打，我就不在易县打’的办法。”“主动，敌人是不会自动给我们的，必须力争！战略上的被动，必须在敌我力量的消长发生一定的变化后才会发生变化，但在战略上被动的情况下，只要指导上聪明灵活一些，战役战术上的主动是完全可以争得的。”

　　三、战略上缺乏通盘考虑。他说：“这个战役结束了，下一篇文章该怎么做，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眼睛不能看远一点，这样一来，就容易被局部情况所左右。哪个地方敌人局部的动了一下，我们就跟着动，缺乏坚定不移的方针，同时因为我们掌握全面情况不够，很多时候决心就容易动摇。”

　　四、战役组织工作差。他说：“这样大规模的战争须要很强的组织工作，多少万人的行动，吃饭就是很大的问题，军队到一个地方，柴油盐菜就都贵了，所以现在前方搞随军仓库。一打起来，担架就是好几千副，还要多少大车运输弹药，就是一套细密的组织工作，打起仗来，就是对表也都是很大问题，不然就不能很好组织战斗。战役组织工作从战役一开始就有一套大学问，叫做参谋工作，我们还不很熟练，有的地方，仗刚打起来电话就来了，某个部队没有按时到达呀，地形没有侦察好呀，手榴弹用完了呀，担架没有上来呀，等等。要把多少万人的行动统一成一个人一样，是非常不易的。”

　　五、政治工作薄弱。是胜利不足的很重要原因之一，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薄弱，团结问题没有搞好，特别是军民关系没有解决得好，影响部队战斗力。

　　针对当时干部中存在的“旁的地区会胜利，我们不一定”的悲观情绪，他提出，我们要有信心，这是因为，我们的缺点正在克服，而我们打胜仗的条件并没有失掉。他说：“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胜利的，我们一共搞掉敌人七八万人，能够上账的有两个旅，缺少的是将官，只有一个三八八团团长是个少将。七八万人，在过去说来，也是一件大事，但现在的眼光高了，一次消灭千把人，那就是游击队的事情不算什么，而且我们现在部队比以前充实了，有了一个时期的训练，战斗力是提高了的，参谋、政治工作都开过会了，解决了一些问题，将来的仗打好一点有了更多的条件。这次石家庄外围作战就是一个初步证明，正定那样的城三个钟点就爬上去了。现在部队的情绪，不是怕打，而是怕不打。这一次石家庄（外围）作战，消灭的1万人中，虽然能上账的不多，但政治意义很大，捉住5个伪县长，还乡队土豪劣绅捉了个差不多。今天搞了不上账的，就是准备今后搞上账的。不上账的没有了，上账的就容易到手。”

　　针对抗战胜利后，部队由分散游击状态转变为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以来，连年征战，无暇进行各级司令部工作建设，因而表现为战争组织工作较差的情况，早在安国会议期间，罗瑞卿即建议在晋察冀军区组织一个高级参谋训练班，并建议由既有丰富参谋工作经验而又有写作能力的三纵队参谋长陶汉章主持这一工作。当时，战事紧张，有些军政首长不愿意调人到训练班。但罗瑞卿从长期作战着眼，决心坚定，经反复酝酿，终于在正太战役后在阜平县大夫庄办起了这一训练班。这一训练班为期一年，不仅培养了数十名高级参谋人才，而且写成了人民军队第一部有35万字的内容丰富的参谋工作教材。

　　罗瑞卿在这一次中央局直属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从军事工作角度总结了过去胜利不足的经验教训，对于各级干部结合实际学会运用毛泽东关于掌握战争主动权、关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从而为今后打好仗、取得更大胜利准备了条件。

　　5月4日，正太战役结束，共歼国民党军3.5万人，俘虏第三军第七师少将副师长刘海东和少将师政治部主任袁仲庸，解放县城七座和井陉、阳泉等矿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并孤立了张家口，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