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罗瑞卿随陕甘支队到达长征的终点——陕北吴起镇。3日，陕甘支队编成红一军团，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为保卫局长。1936年2月，罗瑞卿随一方面军参加了东征。东征回师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开办红军大学。

　　开办红大，酝酿已久。长征结束不久，毛泽东就在考虑将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作为种子，加以培训，提高他们的水平，使之成为即将来临的伟大抗日战争的骨干的问题。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对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讲话时指出：“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新干部，就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随后，中央即着手筹办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总结了东征的成果，并强调指出：应利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大学习。

　　5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建立红军大学的问题。据当时给李德当翻译的王智涛回忆，在会上，毛泽东提出，黄埔军校在国民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办红大，就要像黄埔一样完成革命的历史使命。办学校最重要的是选择校长和教员。一军团作风雷厉风行，很能打仗，校长就选林彪。学校还需要有教育长，这是负责做具体领导工作的，这也十分重要。我们要选一个像邓演达那样精明强悍、雷厉风行的干部当教育长。罗瑞卿颇像邓演达，建议选他做教育长。毛泽东还提议由周昆任校务部主任、何涤宙任教务部主任、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林育英、何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担任教员。毛泽东还就学习时间、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提出了建议。会议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报告。

　　1936年6月1日，红大开学典礼在瓦窑堡米粮山上一座庙宇门前的空地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毛泽东最后充满感情地说：“黄埔学生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瓦窑堡的学生要领导第二次大革命。”他的话引起全场师生热烈鼓掌。毛泽东几次讲话都把红大比喻为黄埔军校，表明了他对红大殷切的期望。

　　当天晚上，开了晚会，节目有李克农导演的活报剧和双簧，有陕北歌舞团的唱歌跳舞，红大师生演出了话剧。演出时，邓颖超提出希望同参加演出的红大的同志们见见面，会后，罗瑞卿、李克农即陪同邓颖超到后台看望了演员。

　　红大共分3个科。第一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主要训练团以上高级干部，共39人。他们是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谭政、陈光、彭雪枫、杨立三、张纯清、刘亚楼、耿飚、张爱萍、杨成武、赵尔陆、王平、张经武、苏振华、陈士榘、郭述申、黄永胜、彭加仑、周建屏、符竹庭、贾拓夫、邓富连、杜理卿、张达志、童小鹏、宋裕和、莫文骅、贺晋年、张树才、刘惠农、吴富善、谭冠三、肖文玖、边章武、罗宝连、武亭、洪水。第二科科长周士第，主要训练营连干部，共225人。第三科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共约800人。

　　当时，红大属于初创时期，学校的领导干部大都由学员兼任。罗瑞卿和林彪、罗荣桓、陈光等既是领导干部，又都是一科的学员。

　　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突然袭击瓦窑堡，此时红军正在甘肃洪德城、环县、曲子镇及陕北三边地区进行西征，瓦窑堡无主力部队，红大掩护中央机关撤出瓦窑堡。第二天，陕北地方部队一个独立师赶到瓦窑堡附近。林彪和罗瑞卿登上瓦窑堡以北的山上观察，看看能否收复瓦窑堡，见当时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无力收复瓦窑堡，乃向西转移。7月初，红大一科、二科迁至保安（今志丹县）县城。第三科迁至甘肃省环县本钵寺。

　　当时的保安城，由于地瘠民贫、交通闭塞，加之军阀连年混战，遭到多次破坏，举目四顾，一片荒烟衰草，已经很不成样子。虽然名曰县城，实际只有几十户人家，400多人口。红大一科便在县城东南面一公里处的半山坡上几十孔石窑洞里安了家。这些窑洞已年深月久，且久无人居。除了一两孔住了牧羊人外，剩下的便是羊圈。一科的干部和学员们一齐动手，清扫了牛屎羊粪，垒上土墙，挂上用草帘子做的门窗，世界上唯一的一所窑洞大学的校舍便算“落成”了。

　　红大的设备十分简陋。1938年6月1日，罗瑞卿在《抗大的过去与现在》中回忆道：

　　学校第一期的物质上的苦况，那是很令人难于想象的。他们没有必要的校舍，只有经过学生自己的劳动所修补起来的几个破石窑；他们没有任何校具的设置，几块破砖所凑成的四方形的台子，便是学生们在讲堂上听讲的座位，学生们自己的两个膝盖，也就成为他们用作笔记唯一的活动书桌了。

　　校舍尽管简陋，教员却是第一流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徐特立、杨尚昆，李维汉等中央领导人都到红大讲过课或作过报告。毛泽东的经典性的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即是他在红大讲课的提纲。

　　在学习时，贯彻了“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等教学原则。罗瑞卿一面领导教学，一面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结合自己的实践，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他的政治素养和军事素养都大大提高了一步。

　　由于国民党封锁，纸张严重匮乏。学校要印讲义，给学员发一个笔记本都很困难。此时，蒋介石经常派飞机前来骚扰，从飞机上撒下许多传单。这些传单是用油光纸印的，背面很毛糙，但也可以用来印讲义、写笔记，于是便成了宝贝。部队搜集到这些传单，都送到红大来供大家使用。一天，罗瑞卿拿来一叠花花绿绿的传单对大家说：“大家来看呀，你们的身价又提高啦！”大家一看，是国民党悬赏的赏格，宣布对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打死还是活捉，都按职务大小不同各奖大洋若干。同志们一算，仅红大一科全体人员的“脑壳”加起来，值好几百万。有的同学对罗瑞卿说：“老罗，你去给蒋介石打个电话，问他能不能把我那一份先支出来，我们买点纸、笔也好哇！”罗瑞卿立即风趣地说：“对，我就对他说，脑壳我先保存着，就怕他龟儿子付不起。”

　　于是，张爱萍、宋裕和即按此情节编了一出小戏。过去演戏，罗瑞卿常演蒋介石，这次他要演自己，蒋介石这一角色便让给了耿飚。宋美龄由宋裕和扮演。据耿飚回忆，这出小戏的台词大致是：

　　罗：（作打电话状）老蒋吗？我是老罗呀！

　　蒋：哪个老罗？

　　罗：老子是罗瑞卿！

　　蒋：（对宋美龄）快，拿钢盔来。（对罗）我不怕你，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钢盔。（对宋）娘希匹，怎么把痰盂给我戴上啦？

　　罗：你们的报纸宣布我被“击毙”七八次了，可“赏钱”你一分也没有发。我至今日夜保管着脑壳，等钱用哩！

　　此时，罗瑞卿仍然绷着脸，但台下已经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干脆跳到台上，作夺下蒋介石的电话状，问：“喂，你把钱弄到哪里去了？”

　　台下七嘴八舌问：“快交代！”“快说！”

　　这已经出了原规定的剧情范围了，耿飚只得应付一句：“我都抽了大烟啦！”①

　　红大不仅演戏，而且还打篮球、网球，十分活跃。

　　西安事变后，12月15日，中共中央调罗瑞卿与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一起，随周恩来赴西安（叶、秦二人后去），为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

　　周恩来一行连警卫班20来人，每人一匹马，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出发，准备到延安再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赴西安。翌日，到达延安北门外一个村庄，听驻当地的游击队说，延安城里有国民党的县长并有民团驻守，又得悉当天中午从西安来了一架飞机，说是来接中共代表的，未接着又飞回西安了。

　　为尽快赶到西安，周恩来决定绕过延安城到甘泉县，再搭当地东北军的汽车去西安。此时雪下得正紧，山路又陡又滑。他们便牵马步行，途中看到东边有一架飞机在天空转了一圈后便在延安机场降落。周恩来判断这是张学良派来的飞机，乃派罗瑞卿去与国民党的延安县长交涉，随后，代表团经延安南门和东门到机场搭飞机，于当日黄昏到达西安。

　　周恩来一到西安，一面立即与张学良会谈，一面派罗瑞卿作为自己的联络副官向在十七路军工作的地下党员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动向，以便为第二天同杨会谈作准备。

　　当时，中共代表团下榻于西安城东南角金家巷一号张学良公馆。公馆内有三幢形状相似的三层小楼，张学良住西楼。中共代表团和张学良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同住于东楼。这些工作人员中包括吕正操。他曾任东北军的团长，接受了党的抗日主张后，组织了“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任总队长。此时刚由北平调到西安。因为他倾向进步，对首次接触到的中共代表团人员既感到十分亲切，又充满了新鲜感。代表中个子最高的罗瑞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回忆道：

　　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后，专门派飞机接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这一天，大家得知周副主席要到的消息，就早早地聚在一起，急切地盼望着。去机场接人的汽车一到，大家连忙争着到窗前看望，只见周副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下汽车，随同周副主席来的还有一位身材魁梧、器宇轩昂的高个子同志。周副主席和代表团的同志跟我们同住在一幢楼里。楼下放着一架老式收音机，代表团的同志经常和我们一起围着收音机听广播，分析形势，那位高个子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只感到他知识丰富，见解鲜明，说话诙谐。记得当时由于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何应钦之流一派混乱，他们时而如丧考妣，嚎啕大哭，时而又心怀叵测，杀气腾腾地叫嚷要出兵讨伐。大家边听边议论，高个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要干掉蒋介石哩！这帮家伙，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为了投靠日本主子，连他们的‘委员长’也不要了！”他的透彻分析，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从此，这位未通姓名的战友，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高个子就是罗瑞卿。为了便于做统战工作，他到西安后不久又取得东北军政治部民运科长的名义，向东北军干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主张，介绍了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的经验。

　　1937年2月9日，罗瑞卿返回陕北，来到延安。此时，红大已随党中央迁至延安，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是傅钟，训练部长是刘亚楼，教务部长是杨立三。罗瑞卿继续任教育长。

　　3月2日，抗大举行了第二期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参加了开学典礼，毛泽东讲了话。他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要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抗大第二期分为大学部和附属步兵学校两部。大学部设在延安。步兵学校由原第三科和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随营学校合并而成，设在甘肃庆阳。

　　大学部共分14个队，有学员1362人。其中第一、第二队多为红军团以上干部，他们中有：陈赓、罗炳辉、张际春、胡耀邦、何长工、周子昆、赖传珠、杨得志、姬鹏飞、曾希圣、康克清、邵式平、陈奇涵、王诤、刘型、刘转连、王集成，王宗槐、王尚荣、乐少华、谭友林、戴季英、黄春圃（江华）、姚喆、伍云甫、倪志亮、方正平、王赤军、余秋里、汤平、张震、张国华、马文波、李干辉、谢振华、梁兴初、肖望东、胡立教、贺庆积、赖毅、王维舟、周纯全、黄志勇、李中权、谭政文、谭家述、曹里怀等。

　　第三至第八队为红军中的营、连干部。第九至第十四队组成第四大队，都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共550人。这一期为抗大第一次承担成批培训外来知识分子的任务。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先后建立了训练部、政治部和校务部，学校在职干部由第一期的14人增至87人。罗瑞卿亲自从第一期毕业的学员中挑选留校干部，并通过组织系统从各单位选调干部。3月间，他到达庆阳，同庆阳步校领导人周昆、袁国平等商调曾留苏并在苏联红军从事过军事教育工作的主任军事教员王智涛到抗大本部工作。经反复磋商，周、袁终于同意。罗瑞卿开玩笑地对王智涛说：“智涛同志，要你这个教官可真不容易啊！你这个假洋鬼子赶快到总校去吧！那些白区来的学生娃娃一到抗大，就问教官有没有留过洋的。你去了正好满足他们的要求。”

　　但是，在抗大留过洋的军事教官毕竟是少数，多数教官是富有实战经验的红军指挥官，他们在担任各队队长的同时，便兼任了各队的军事教官，他们中有谭希林、韩振纪、曹里怀等。

　　抗大的政治教员则主要来自曾受过高等教育或曾从事理论工作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其中有杨兰史、任白戈、艾思奇、何思敬、徐懋庸等。

　　同红大时期一样，抗大最重要的和最好的教员乃是由党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兼任。为了总结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教训，为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作好思想准备，从4月至8月，毛泽东撰写并在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每星期二、四上午上课，每次讲4个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讲课历时3个多月，讲了110多小时，毛泽东经典性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即为其中的两章。通过授课，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大家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提高对主观主义及其表现形态教条主义的辨别能力。

　　毛泽东还先后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教学方针。

　　在抗大不断发展的形势鼓舞下，凯丰欣然命笔，写了一首抗大校歌的歌词，由吕骥谱曲，曲调庄严雄伟，很有气魄。于是，抗大校歌就这样诞生了：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

　　同学们：

　　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

　　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