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前中央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两次郑州会议我只参加了一次。武昌会议时，我参加了西北小组。在小组讨论公布一九五八年的粮棉数字时，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一万亿斤以上；有的同志说，粮食有九千亿斤，棉花有六七千万担；也有的同志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我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的同志对我提出了客气的批评，他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我说：“公布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会议闭幕后，我先到了湘潭县的乌石、韶山两公社，后又到了平江县。这几处给我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回到株洲市，恰与薄一波同志相遇，当谈到粮食时，我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薄一波同志说：“你给中央打个电报。”我说：“请你写吧。”后来还是用我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说明不能征购一千二百亿斤，只能征购九百亿斤。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怀疑观点，是没有隐瞒下来的。

　　上海会议时（一九五九年四月），正值西藏发生叛乱，当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进军西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了，因此，对其他问题没有提意见。

　　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访问了东欧各国，六月中旬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国防部办公楼，听了黄克诚关于国内情况的说明。我说：“东欧各兄弟国家人民，对中国很热情，各国领导对西藏叛乱是很关心的。”我又说，七月一日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他说，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他愿留在军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不便过于勉强。

　　六月二十九日，在武汉乘轮船到庐山，七月一日休息一天，二日开会。毛主席概述了形势，大体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中央办公厅所发材料不少。我编入西北小组，几乎每次会都去出席，约十次。

　　周小舟来我处谈过两次。第一次谈了湖南工业情况，他说，过去湖南没有重工业基础，现有钢铁厂、电机制造厂、机械厂等；轻工业有很大发展；水利建设成绩也很大，平均四十天不下雨，还可保收。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他说去年粮食造了假，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是压出来的。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我说：“只能是有多少报多少，决不能虚报也不能少报。”他又说：“现在吃大锅饭（公共食堂），就要大锅大灶，烧柴火也不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动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我说：“这些问题，你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他希望我有机会同主席谈谈，向主席反映一些具体情况。我说：“军队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会情况，我都送给主席看。”他说：“主席能看到吗？”我说：“能看到。”

　　张闻天住在我隔壁院子，一出门就见到，谈的次数多些。时间久了，已记不清楚，大概谈及几件主要的事情：小土炉炼铁是得不偿失。我说，炼土铁是有得有失（后来我给主席信，别人抄错变为有失有得）。张说：“要很好学习历史，毛主席从中国历史中学了很多东西。”我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我表示会议后要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认为斯大林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问题，但没有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

　　以上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七月十日前后和周小舟、张闻天谈的大致内容。此时，黄克诚还未去庐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初期，我参加了西北小组。七月二日开幕以后，从七月三日到十日的八天中，我在小组会上共有七次发言(或插话)。这些都在会议时期中央办公厅的简报上陆续印发给到会同志。七月二十三日中午，主席对我七月十四日信批判以后，西北小组又将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或插话)几经校对，集中印发给到会同志。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在我给主席写信以前，并不是一言不发，而是在言词中表露了对某些“左”的现象不满，这才是事实。　　 

　　从七月一日起，除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十六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出来了，我于十八日参加小组会时，我说明这封信只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请求中央办公厅收回我这封信。可是二十日前后，张闻天、周小舟还有其他人发了言，都说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黄克诚十八号晚或十九号晚才到庐山的。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未看到，毛主席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党性质的纲领，说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这不是反党集团又是什么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