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知青都曾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文革"。尤其是1967年春季到夏季，当"文化革命"进入了"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以后，各地开始爆发大规模的武斗，形势越来越混乱，又有不少知青参与其中。知青们年轻，无家口拖累，很多人因处境的不如意而产生强烈的发泄欲，这都是容易为人所用的因素。据说仅广州市，就有百余名知青死于这种武斗之中；而武汉市在一次知青与"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冲突中，知青一次就被打死十余人。但是，尽管有很多材料和当时人的回忆，但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或过于简略，或仅是一面之词，或不过是些道听途说，由于无法核实，这里几乎没有哪一件可以拿来列举，如据说宁夏十三师的北京、天津知青中，有相当一批人在武斗中身亡或失踪，但我们既无法查实其准确人数，也无法找到较为翔实的文字记载，轶闻传说难得入史，这里便只能从略了。
可以证实的是，全国兴起武斗的第一声枪声，就是从知青集中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部所在地石河子响起的，当时整个中国都为之愕然震惊了，时间是1967年1月26日。
石河子是建设兵团农8师的驻地。农八师在"文革"爆发前的1964年到1966年3年间，共接收从上海、武汉、天津等地前来的知青2700余名，人数远不能与农一、二、三师相比，但这个新兴城市是兵团总部所在地，驻有兵团武装部队--独立团，以及工二师、汽车二团、毛纺厂、农学院等17个单位，近30万人。从1966年底，北京和其他城市就有红卫兵到这里频繁串连，上海支边青年的家长也到此来串连点火，使它成为新疆地区风暴的中心。
从1967年1月开始，石河子地区以兵团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牵头的一派和以兵团汽车二团"八一野战军"牵头的另一派，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纷纷夺权，从1月17日至27日，先后有7个"造反团"冲击了武装部门，8个单位造反团强行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1月25日下午，毛纺厂等8个单位造反派2000人进入汽二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二团掌权派请独立团支援，独立团92名指战员赶到汽二团，被造反派夺去枪支弹药若干。1月25日下午7时，造反派增至4000余名。1月26日零点双方开枪，11人伤亡(5死6伤)。当日农八师武装处将部分部队调进师部，造反派要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2人，伤27人。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又进行枪战。双方共打死24人，伤74人。
新疆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军区认为是镇压歹徒，中央文革小组认为是一起镇压群众的严重反革命事件。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文件，作出对新疆兵团进行军事管制等12项决定。结果是有1000多人被株连，6人被逼死，几十人伤残，农八师216名团级干部，靠边被斗的就有165人，占总数的763％，直到1979年才被平反参见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史志丛书《农八师垦区志·石河子市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203页等。。据说曾经有知青多方调查，想了解事情真相，结果被打成反革命，直到1979年尚未正式平反《风刮不倒的红柳--记支边青年袁明》，《新疆青年》，1979年第2期。。
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间，据国外观察家宣称，从各地返回城市的知识青年已达120万，仅广州就有3万知青回城，约占知青总数的2／3。但这个数字显然有所夸大，因为各地情况是不平衡的。到华北兵团去的北京知青、到甘肃兵团去的天津知青都谈到，当时"回城闹革命"只是出身好的青年的专利。出身不好的，有的不敢折腾，有的在城市的家已经被抄，父母被斗、被关，回城也没什么意思；还有很多本来就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或家庭关系不和而下乡的，更有不少本来就是没家的孤儿，回城也没有活路。很多人一直留在当地，有的认为因此而免去了"文革"的折腾，像躲进避风港，倒也不失为一件幸事。总之，就"回城风"而言，南方比北方刮得厉害些，尤以广州、上海、湖南为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