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情况和目的，知青大规模返城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表现出对上山下乡这一做法的一种无言的不满和抗议，而随着返城知青的越聚越多，他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他们最初、最直接的发泄对象是各级安置办公室，连中央安置办也未得幸免。早在"文革"爆发不久的1966年八九月间，从广西等地赴京的70多名下乡知青，就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办公室：
　　"宣布他们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他们砸开了档案柜，使档案大量散失，公布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青年的案例。他们相继召开大会，对中央安置办领导人进行批判。他们占据办公室后，中央安置办的工作人员被迫转入'地下'办公，以保持上下的联系。为了接待日益增多的'造反人员'，又不得已把接待站从砖塔胡同迁到万寿路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大院。在上访人员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具体负责安置工作的各地的街道干部更是首当其冲，知青认为自己是被这些干部骗到农村去的。如很多地区的知青批判安置办的干部用物质刺激的方法欺骗他们下乡，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干吧，你们中的一些人将来可能是省长、市长、书记、妇女主任……"要不就"某某农村是鱼米之乡，吃的全是大米饭，又有鱼，有肉，有电灯，有瓦房……是个极富裕的地方"，还组织青年去参观，给青年大摆酒席，灌输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毒素，等等。他们斗争这些干部，大多只是为出出气。在"文革"最动荡的两年中，各大中城市的街道、里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闹得最凶的，当推到新疆兵团的上海知青。
　　1966年底，刘少奇的问题在全国公开，他被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当时最习惯的思路，他所做的一切，都该被"批倒批臭"，那么他奉行最力、发表讲话也最多的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两种教育制度"，当然也要列在狠批之列。就在这时，知青中一些较有政治头脑的人意识到了，这可能给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机会：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决策归咎于刘少奇，从而予以彻底否定，那么，他们回城的希望也许就不再是梦想了。知青的反抗，由此而深入了一步，其标志，就是成立了大量独立的组织，提出了知青自己的要求。
　　这样的组织一度遍及全国各地。有的知青是按下乡地区组织的，如上海到黄山茶林场的知青组织了"抗大造反兵团"，要回沪造市委和农垦局的反；也有的则基于共同利益，如有个组织叫"六--一、二、三"，参加者是广州市1961年至1963年的下乡知识青年，这是较早响应号召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城市青年。由于当时这一工作尚处于试点阶段，中央对具体措施并无一致要求，所以当时以陶铸为首的广州市委曾允许他们在农村劳动2年至4年以后，俟国家形势好转，予以回城安排工作的机会，为此还发给每个下乡青年一张日后准许回城落户口的"户口保留证"。1963年，周恩来提出把安置城市知青到农村去的工作作为15年不变的方针，广州市委的允诺落空了，这引起这批青年的强烈不满，他们也希望凭借自己较为特殊的条件，从一般知青中区分出来，得到些特殊的照顾。前面提到的"六六--九"，也属于这类组织。很多地方的知青家长也组织起来，不仅在城市活动，还到知青下乡的地方去进行串连，如上海知青的家长就曾组织"支边青年家长代表团"，到新疆兵团的农一师"点火"。在长沙、武汉、上海等城市，知青和家长还举行了全市性的集会示威，控诉刘少奇及其"黑爪牙"对知青的迫害。
　　有的知青组织积极到农村知青中去发展势力，并在城市中设立造反总部。他们喊出"回城闹革命"的口号，批判"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揭发控诉知青在农村的悲惨处境，揭露那些名噪一时的先进知青如邢燕子、董加耕、周明山等人是"假典型"、"黑样板"，"文革"前树立的知青典型几乎无一不受到冲击，有些因此而一蹶不振，永远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这些知青组织的本来目的，其实是明确的，那就是"回城"，是在城市安排一个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事实上，十余年后知青大返城的浪潮虽然惊天动地，提出的要求也不外乎此。但是，越是这种很低也很实际的要求，就越是与当时的大环境不合拍，也就越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知青们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否定这场上山下乡运动，这是"返城"唯一的、必要的前提。而否定它的唯一理由，就是它是由刘少奇提出来的，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了使自己的要求得到中央的认可，并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同情，自1966年下半年开始，大量知青云集北京。当年年底广州市的知识青年到国务院，要求中央给予他们回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农业部和农垦局的有关领导接待了他们，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967年初，广州又有知识青年到京，专为来批判中央负责安置工作的谭震林；湖南长沙知青派出"汇报团"，拟向中央汇报湖南下乡知青的情况；上海到新疆支边的青年也纷纷前往京城，并着手筹办全国性的"农村地区革命知青总部"。
　　5月，广州知青和家长3000人举行集会控诉市安置办公室对知青的迫害，会后进行了三天绝食静坐活动，广东及南方一些省城知青的返城活动，也是从此时起至六七月份，又一次达到高潮的。
　　知青们的活动，尤其是他们对知青下乡后真实情况的披露，在社会上，尤其是有知青下乡的家长心中，引起了一定的震动和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