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自己前途的忧虑之外，从学校出来的学生与农民难免发生种种矛盾冲突。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一些，属于知青缺乏社会经验，缺乏对农民的理解，对周围环境期望过高，因而做出过激行动，甚至不自觉地为极左路线充当了马前卒，导致了自己与农民的对立。如据当时报道，经常有青年因对队上干部和社员私分粮食、做投机买卖不满而提出批评，遭到干部的报复。还有报道说安徽宿县有个知青，父亲是铁匠，由公社工厂下放回到农村自由营业，他回乡后就和父亲一起干，对父亲看人议价、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思想很不满，常和父亲发生口角，很害怕自己将来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等，今天来看就未必全是农民一方的不是，至少需做一些具体分析。还有一些，是因农民本身存在的种种落后性，以及农村干部的作风不正引起的。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各种因素错综纠结在一起。1964年团中央青农部曾在辽宁省盖平县九垄地公社古家子大队对回乡知青的情况进行过一次调查，是很有普遍性的：
　　这个大队到1962年为止，共有96名知识青年回乡，其中高小以上84名，初中、高中17名。知青们爱提意见，对不合理的开荒、劳力分配不当和党团工作都提过意见。1962年1月，知青又和队里闹了一场"大字报风波"。

　  起因是这样的：当年队里有13户人家纺草绳，其中9名是干部。他们用的草是队里以每斤1.5角卖的，纺成绳后，每斤的议价是3角，一天可挣20来元，而在队里劳动，一天只能挣1元。不少社员背后有意见。念过8年书的于耀江气不过，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草是集体的，不能只肥了几户，建议队里提高草价，说纺草绳过高的利润就是剥削，把这张大字报贴到了大队办公室墙上。队干部很恼怒，说："你乱提什么?若不叫共产党领导早就揍你了。滚出去！你一年才挣800分，你没有提意见的资格。"说着就往外推。高中毕业生刘福全看到不公，也写了一张。第四天高中毕业生伊正和也贴出一张大字报表示支持。于耀江不服，又贴出了两张。一时间满墙都是大字报。党支部连续三天找他们，说大胆提意见是好的，但意见提的不切实际。青年不服气，党支书烦了，说他们是"钻空子"、"攻击"、"臭理论"。党支部说是团支部发动的，叫团支部做了检讨。事情总算没有闹大，于耀江也算接受了教训，他说，吃一堑长一智，咱这个四棱木头算从圆眼钻出来了。
　　这个队的团支部举办业余技校，要求青年都参加，初中以上青年有意见，说都学过，有这工夫不如学点别的。有5名知青想考大学或高中，一般都在业余时间看书。于耀江张罗三四年了，加上身体不好，1960年没挣到800分，1961年挣了800分，1962年就挣到2700分了。他已打算能考上就升学，考不上就安心劳动。有的青年要求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党支部同意了，说，学就学吧，不叫学也不安心干。学了一个多月，有的知青看挣分太少，又上全班了。党支部认为，只要家庭同意，就该支持，考不上，过一两年自然就会安下心来《关于古家子大队知识青年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团的情况》，1964年第11期。。
　　这个大队党支部对于青年虽然谈不上进行教育，但还是非常宽容的。还有更多社队干部连这样的水平也达不到，那些地区的回乡知青，处境还要更糟。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了知青的家庭出身问题及其这一问题对他们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并用相当的篇幅讲述了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这里还有必要对家在农村的地富子女的处境问题特别提上一句。当时的"黑五类"所指为"地富反坏右"而"地富"居其首，50年代时他们能否加入农业互助组和合作社，就曾成为过一个问题，60年代尤其是"四清"之后，他们的处境之恶劣已不难想像，如果说在"文革"前的大中城市，对待这些子女，尚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多少进行一些约束的话，那么在农村中，就连这样一个形式上的约束也没有了。
　　60年代以后，大学校门实质上已经对农村地主富农子女关闭。虽然"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任何文件明文禁止地主富农子女上大学，却是当时的既成事实。这些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一度有所披露，其中曾引起过震动的，是钱宗仁(1942-1985年)的经历。
　　钱宗仁是湖南湘乡县长丰公社浒洲大队人。勤奋好学，却因出身富农而几次丧失升大学的机会。后来只身到新疆谋生，成为实验林场一名职工。"文革"期间被批斗并遣送回原籍，1974年落实政策回到新疆阿克苏。他天分甚高，刻苦自学过高等数学等诸多课程，并达到了一定水平。他长达20年的坎坷经历，以及他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一位到当地采访的女作家，她于1984年写出报告文学《胡杨泪》《胡杨泪》，《文汇月刊》，1984年第4期。，提出"左"的思想埋没人才和摧残人才等在当时算是非常尖锐的问题，钱宗仁的事迹由此而得以为世人所知，并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但此后仅仅一年(1985)，他就患肝癌去世，时年4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