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行中周扬还专门访问了侯隽的家，与她进行了交谈。"文革"开始，周扬成为刘少奇在文化界设置的"黑爪牙"后，侯隽曾多次回忆起这场谈话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刘少奇和他的爪牙千方百计在我身上打主意……周扬对我说："把你们这些人放下来，不是让你们把知识扔了的。这个广阔的天地不只是产粮食、出经济作物、出工业原料的地方，也是出各种干部、出各种人才的地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学者、作家都不是出在通都大邑，而是出在穷乡僻壤。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不应当出更多的人才么?"
　　"你与工农结合，又经过了实践，有资本，比我们强，就把你的亲身经历写一写，就是一本好小说嘛"……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些话不是味，完全违背毛主席教导--我没理周扬那一套鬼话。侯隽：《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文汇报》，1968年5月14日。
　　周扬拉我上他们把持的旧清华，妄图中断我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干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我坚决不去。《坚持乡村，不断革命--侯隽在甘肃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甘肃日报》，1975年7月9日。
　　我坚决回答：从下乡那天起，我就不打算当文学家了……难道办民校、革命文化站、写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都不重要，只有写小说重要吗?侯隽：《我们决不上中国赫鲁晓夫的当》，《人民日报》，1967年6月23日。
　　虽然与周扬原话可能有些出入，但大意恐怕不差。周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解，基本上遵循了刘少奇1957年动员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时一系列讲话的精神--他们期望通过这一运动培养出一些人才。周扬毕竟是文人，刘少奇所想的人才，更多的是县长、省长、中央委员，是干部，周扬想到的，则是文学家，是学者。他们的想法，与毛泽东当时所要培养的革命接班人相比，是有些"不对味"。事实上，这作为解决城市剩余人口的一项迫不得已的措施，固然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再进一步，说到期望知青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只好凭自己的理解和想像，其实谁都心中无数。
　　侯隽名声大噪是在"文革"期间，她的活动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相终始，能做到这点的知青典型只有她和邢燕子两人。1976年她曾被中央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她说过很多过头话，但也向上级反映过知青的不少真实情况，并为他们奔走呼吁。无论如何，她的名字已经与那个时代，与"知青"二字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了一种象征。

　  （二）董加耕
　　董加耕的光芒曾一度盖过了邢、侯两人以及所有其他知青典型，但"文革"一开始，就暗淡下去了。
　　董加耕是回乡知青。他原名董嘉庚，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年夏高中毕业，他在升学志愿书上填写了"回乡务农，立志耕耘"八个字，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加耕"，回到了家乡。他学习成绩优秀，又是贫农后代，在中学就入了党，并担任团支部书记，在农村青年中甚属难得。在当时高校招生强调政治成分的情况下，他本来很有把握进入大学并进而成为农村青年所梦寐以求的城里人的，他却能主动放弃这一切，因此，从他下乡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成为人们的注意中心。在他下乡一年后的1962年，江苏省省报《新华日报》就以《目标始终如一--高中毕业生董加耕还乡前后》为题，报道了他的回乡经过，但这时他还未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
　　董加耕名声大振是在1963年下半年，也就是中央制定了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以后。在是年11月团中央于苏州召开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汇报会议上，江苏省汇报了董加耕的情况并立即引起了上级的重视。此时回乡知识青年中的高中毕业生越来越多，已经占到回乡知青总数的6％左右，是思想波动最大的一部分人，团中央急于在回乡的高中生中树立新的标兵人物，董加耕便应运而生了。
　　从1964年年初开始，先是《中国青年报》，然后是党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都不惜篇幅对他加以大肆报道，其规格甚至连1960年对邢燕子的宣传也无法相比。他的务农日记在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和杂志上全文刊载，那个时代特有的铿锵语句顿时就响彻了全国：
　　一个青年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第一线。解放前，第一线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现在的第一线，就是广阔的农村。我到农村去，不正是党所需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