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文革"期间下乡插过队的人，也有很多并不知晓"文革"前就有过知青和上山下乡，但是，只要向他们提起邢燕子和侯隽，他们马上会点头说，知道知道，看来，知青还真是早就有了。
　　知青典型并不"典型"，他们未必全都是知青中最优秀的人物，但知青这一群体却的确是因他们而闻名。
　　我们前面已多次叙述过这些先进人物，但典型已成为知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则是60年代中央将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之后的事。
　　从知识青年中物色先进典型作为榜样，已经是动员知青下乡的传统做法。我们在第六章曾经提到，三年灾害时期再次动员知青下乡时，邢燕子、王培珍的名字一下子传遍全国，对动员工作曾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1963年10月周总理发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的指示以后，团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要大张旗鼓地表扬模范人物，立即同他们中的50到100人建立通讯联系。拟在明年"五四"召开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便在明年夏秋掀起一个热潮。《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贯彻执行周总理对团的工作指示向中央的简报》，1963年10月23日。
　　可见，这种"以典型带动一般"的做法在他们已是轻车熟路。典型是人为树立起来的，这一做法在当时不仅不为人们所讳言，而且还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中国青年》杂志的社论就曾明确提出：
　　做青年工作大抓典型很重要。因为典型，都是活人活事活样板，既有先进思想，又有先进事迹，都是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对青年最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最容易被青年所接受。我们团组织是做教育青年工作的，当然应该经常向青年讲革命道理。但是教育青年光靠讲道理是不行的，一定要给青年树立各种活的典型……这样来抓典型运用典型，是突出政治的一种工作方法。《中国青年》，1965年第14期。
　　这已经把树立典型的作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树立典型的具体操作这时也已系统化，一般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来发现典型，阐扬它的重大意义；第二步是发现之后，立即深入下去，抓住不放，反复落实，反复推广，使之在广大青年中造成深刻影响。50年代最早出名的知青先进人物徐建春和60年代初的邢燕子，就是这样被反复宣传而树立起来的。直到"文革"以后，每当动员知青下乡时，各种宣传媒介都要将她们再次抬出来。这时的她们，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了。
　　从1963年开始，树立典型的活动达到了最高潮，甚至"文革"期间树立的典型，其广泛性和家喻户晓的程度，也无法与之相比。这一时期典型的突出特点，是"全面开花"，几乎每一时期，每一地区，每一类型的下乡知识青年，都有典型被树立，被各种宣传媒介"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一个经全局性的周密部署而形成的知青先进群体。十年动乱期间树立知青典型的活动，则因缺乏这样有效的运作而显得零乱、没有章法，再因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定，难以对典型加以反复推广、反复宣传，后期更有一些典型陷入政治阴谋之中不能自拔，或者索性就是为某种政治阴谋而树立起来的如"白卷先生"张铁生，彼时再想造成60年代这样轰轰烈烈的宣传攻势，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应该承认的是，先进典型中很多人，下乡前就是学校的好学生，或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或是班级和共青团的学生干部，所以在学生和青年中具有相当的威信。听党的话，心甘情愿为党的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是他们共同具备的品质。每次动员上山下乡，各地党团组织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注意挑选这样的学生，动员他们带头。作为一批下乡青年中的骨干，他们是听话的，很多人就此自愿放弃了升学的念头。在从上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中，就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三好学生"和团干部。他们往往还未离开城市，就已被树立为先进典型，被宣传为这一批青年的代表和榜样。由于他们原来所具有的威信，也因为他们确实有高于一般下乡青年的文化和思想素质，所以这样的典型，对青年是能起到作用的。

但是他们自己，却付出了青春甚至一生的代价。因为绝大多数典型并未能如邢燕子、侯隽那样闻名全国，他们下乡以后，往往就混同于普通知青，经历着与普通知青并无不同的失落、波折和磨难。所不同的，只是与其他知青相比，思想上的落差更大而已。
　　宣传先进典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召开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会议。
　　早在50年代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曾采用定期召开回乡知青代表会或座谈会的做法，使各级领导得以听取回乡知青从下面反映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同时也为各自居住于偏僻乡村的知青提供一个活动和交流的场所，本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形式。后来一些地方利用这个机会表彰先进知青，结果发现比起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更能扩大宣传面，也更易引起上级的重视。我们在第一章曾经谈到，早在50年代，吉林省在宣传吕根泽这个全国典型时，便同时在该省13个县培养了185个先进人物，并为此而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此举作为先进经验公开推广之后，各省纷纷仿效。1954年、1955年前后，山东、河南、湖南等很多省份都召开了这样的大会，其中湖南召开的全省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的回乡知青代表有250人，当时的全国著名知青典型如山东省的徐建春、广西壮族自治区(当时还是省)的邓祚荣和广东省的杨明汉等纷纷写信向大会祝贺，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1954年12月共青团中央组织北京、天津和黑龙江等地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萝北垦荒，翌年黑龙江省就召开青年垦荒积极分子大会，以作为对这一影响到全国的垦荒运动的一次检阅。在1955年9月，徐建春等14名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还在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期间举行会议，动员回乡生产的青年们投入扫盲等活动中去。1957年，中央关于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决定刚一作出，河北省就召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团中央为此发去了贺信，这些做法，造成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声势，对青年起到巨大的鼓动和感召作用，推动了动员工作的开展。
　　1963年团中央在全国大规模宣传知青先进典型的同时，也再次运用了这一宣传形式。团中央青农部工作组在"农村知识青年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提到，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工作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值得提倡，这表明党和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鼓励，是很好的宣传。他们还曾打算在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的"五四"青年节时，召开一次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来未得实施。但想将规模和声势搞得越大越好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此后，各省纷纷召开了旨在造成动员声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每一开会，省一级最高领导必然到会并且讲话，各路先进知青代表云集省会，介绍经验，老典型得以亮相，新明星得以推出，在一番热闹的背后，浮夸、虚假、形式主义的因素也越来越多，除了作为动员知青下乡的一种宣传之外，也成为各级领导向上级表示对此项工作之重视并进而表功的方式。而占大多数的普通知识青年在农村所面临的各种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往往因此而被掩盖了。
　　从1963年到1966年的上半年，各类报刊上对此类会议的报道层出不穷，这里就不再具体举例了关于这一阶段各省召开的知青代表大会，可参见刘小萌、定宜庄等编撰的《中国知青事典》有关条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新的先进典型往往通过这种大会被"打出"，已经出名的则通过参加大会而增加知名度。这种大会是知青明星的活动舞台，知青明星的参与也为大会增辉，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做法，被作为成功经验传下来，一直沿袭到"文革"期间知青大规模下乡之时，并最终成为完全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受到知青的普遍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