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请愿活动事出有因。1979年1月浙江省委根据中发〔78〕74号文件，派出包括省委常委、农垦局局长在内的联合调查组，专程赴知青比较集中的省五七农垦场听取干部、知青意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调查组在认真听取知青意见后，针对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规定，制定了三项措施：
1对于在农场的知青职工，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困难，根据统筹安排的方针，逐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2对于继续留场的知青职工，千方百计地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农场实行"四定一奖"制度和岗位津贴等办法。
3改善劳保福利条件。对农场职工一律实行全劳保，待遇同全民单位一样《浙江日报》，1979年2月11日。。
此后不久，省委又作出决定：1966年进场的知青，上半年调出，1969年进场的知青，下半年调出。2月6日，省革委会根据中央〔78〕74号文件制定了浙革20号文件正式下达。文件第5条说：对家庭和本人确有困难的职工，组织上应积极协助商调，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1979年先将进场时间在10年以上，年龄大、困难多的老知青调出。
2月11日，《浙江日报》报道了省委、省农垦局着手解决农场知青问题的消息。知青们听说后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农场也根据上级政策制定了年内将场里多余的一千多名知识青年职工调出的计划。但是，"天有不测风云"，5月26日省委宣布，20号文件收回，理由是1979年5月14日国发132号文件第6条规定：已经在国营农场或其他单位就业的知识青年，不再另行安置。农场知青翘首以待的返城一下子成了泡影。当初希望抱得太大，没有丝毫应变的思想准备，一旦破灭，自然会引发不满情绪。于是，农场知青打着要求落实20号文件的旗号，多次向省委申述自己的意见。对知青的申述，省委难以作答。最后，农场知青发起了请愿活动。
在请愿过程中，知青们散发了《我们被迫请愿的由来》、《告全市人民书》、《我们的三点要求》等资料，将请愿缘起和基本要求公之于众。三点要求是：1要求省委接见上访请愿知青；2要求省委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具体时间；3对上访知青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能打击报复。三点要求是在9月8日提出的，但二十几天过去仍没有下文。
应该承认，上访知青还是比较理智的。9月10日，省五七农垦场机械场机械队的知青们即加入请愿队伍，尔后考虑到农场8000亩水稻尚未收割，为了避免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又宣布退出请愿，于21日回场参加收割。只是看到解决问题的日子遥遥无期，机械队的知青才决定于10月5日举行罢工。
在请愿活动中，知青们编写了不少顺口溜、越剧小调、短诗，以宣泄不平。其中一首诗，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认为上山下乡的宏图犹如"南柯一梦"，但悔之已晚。诗中还对"走后门"等不平等社会现象进行了鞭挞：
知青知青，幼稚年青，满腔热血，愿为国尽，
垦荒围田，谁不拼命，植棉种田，多少干劲，
精力耗尽，南柯梦醒，回忆往事，多少教训，
补补修修，学业丢尽，年过三十，孤帆只影。
多少同学，伶俐聪明，留城进厂，"三级稳定"，
工资奖金，六十挂零，携妻带子，漫步柳荫，
同路"乾儿"，猴子成精，七十二变，绿装红领，
三年一到，西湖留影，娇妻爱子，温暖家庭。
有钱有路，后门出进，有父有母，也能顶职，
孤儿寡女，怎不痛心，泪向黄泉，讨我双亲，
同去几万，今日几影?此情此景，谁不冷心，
实在无奈，坐地请命，各位"大人"，万望怜悯。
1979年各地知青大举返城犹如洪水决堤，一些大城市试图暂时停办病退、困退手续，以缓轻冲击，结果却引发新的知青闹事。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只有疏而不堵了。
知青大闹返城，受到报纸上一些文章的批评。有的认为他们只考虑个人利益，不考虑国家困难；有的认为他们是在革命道路上动摇和后退。一首写给新疆上海知青的诗歌，以朋友的口吻教训道：
也许因为早春寒气料峭，
有人筋骨单薄开始颤抖、动摇。
"四人帮"的浩劫使人悲叹前途渺茫，
难道就不能杜绝裙带、后门、官僚……?
怀疑在你心中播下迷惘。
你抱怨命运苦涩不逢时，
不愿再举起南泥湾的镢头，
钢铁的誓言随着岁月遗忘。
不，蠢虫必将被鸡啄。
朋友，对党的信念不容动摇！乐晨、连晖：《五月遐想》，《阿克苏报》，1979年5月12日。
这样的批评教育毕竟还是和风细雨的，至少还体谅到知青们的苦衷，承认"返城风"事出有因。但也有文章，只是一味指责知青"无理取闹"，"受了'四人帮''闹而优'的影响"。
1979年2月下旬，著名作家巴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就知青闹事现象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两说。一方面，对他们的极端行动要引导教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的苦处。好多人都30多岁了，还没有房子，结不了婚。30年了，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保证，就容易产生一种幻灭的感觉。有些青年进了大学，条件改变了，他们学习是很勤奋的，很刻苦的。这说明，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包括最基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条件。如果这个问题不痛下决心解决，是不行的。
有些知识青年从插队的农村上调到当地，也是走后门，行贿赂办成的，很费了一番力气，吃了苦头。现在其他人困退、病退回来了，这些人吃了苦头还留下来，就有了想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现在青年有几种，有的奋发向上，有的产生幻灭的感觉，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对这些问题，我们要从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上来考虑青年的处境。现在农村里边还有大量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的事情。城市青年也有住房、就业、婚姻各方面的问题，很尖锐的，你不处在他那个具体环境里，你就不知道他的日子每天都不好过。过去，"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不让青年讲话，他们感觉受压迫很厉害。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为青年们讲了多少话?为他们反封建的要求讲了多少话?有些事情是逼出来的。
巴金先生是中国文坛的巨擘泰斗，"文革"后出版《随想录》五集，总结一生经验教训，对"文革"中种种丑恶现象鞭挞尤力。他像一位公正的法官，严格审视自己在"文革"中的一言一行，强烈的自劾自责意识力透纸背，使千千万万的读者从中受到启迪，由"文革"梦魇联想到每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在书中一再倡导"讲真话"，那句"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座右铭。正因为他对"文革"的悲剧以及它的缘起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分析知青闹事现象时，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只是对闹事知青一味地指责，而是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进而强调社会的责任，当他说"我们不能光责备青年应该怎么样，要反过来多想想我们的社会该给青年创造点什么条件"时，正触到问题的实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