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愿书的签名，是从最基层的生产队开始的，逐级征集。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一些地方的知青签名是用血写的。知青第二代--小知青们，也蘸着父母的血署上自己的名。有人估计，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4万知青张力甫：《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海南纪实》，1989年7期。。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了一些，但广泛征集签名的活动，进一步发动了知青，当是事实。征集签名的同时，还展开了为赴京请愿团募集捐款的活动。12月8日，为了抗议州委为上访请愿设置种种障碍，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发表了《罢工宣言》，正式宣布：一切签名青年从翌日起举行无限期罢工，以维护人权和尊严。各分场知识青年云随影从，行动空前一致。
　　12月16日，首批北上请愿团几经波折终于从景洪启程，共计40人。18日，由丁惠民带队，第二批北上请愿团从景洪登程。20日，首批北上请愿团行抵昆明。云南省委经过研究，组织农场总局、知青办、团省委全力以赴做工作阻止北上，难以奏效。知青代表连日在街头刷大标语，贴大字报，发表演说，募集捐款。21日的座谈会上，省委领导人试图说服请愿团留在当地，解决问题，为后者拒绝。22日晚，请愿团进入火车站，登上了去北京的62次快车。昆明站受命拒绝他们上车。结果火车停开，双方僵持不下。24日晚请愿团强行登车不成铤而走险，采取卧轨的行动。这件事立即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国外传媒也作了报道。卧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10点钟，请愿团被迫撤离。
就在首批请愿团在昆明卧轨，将上上下下注意力都吸引过去的同时，丁惠民的第二批请愿团却在途中使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声东击西计策。他将全团41人分为三组：一组26人，秘密北上；二组8人，奔赴上海；三组7人奔往重庆。后两组准备大张旗鼓地活动，以为北上代表张大声势，并分散有关部门注意力。23日晚，丁惠民带领的赴京组在昆明迤西的一个小火车站人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由昆明开往成都的190次特快列车。12月27日，安抵北京市。
　　此前，云南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罢工请愿的消息已经传到北京，引起正在参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领导人的关注。刚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老农垦部长王震，在会议期间多次通过中央办公厅、国家农垦总局了解事态的发展。12月31日，邓小平在谈到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任务时，提到云南知识青年卧轨事件，指示：要安定团结，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
　　1979年1月4日新年伊始，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长程子华接见了请愿团代表丁惠民等十人。王震的讲话内容当时没有公布。一个月以后，当上海市发生了知识青年为返城卧轨拦阻火车的事件，各大报始以《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景洪农场丁惠民等同志--勉励知识青年奋发图强建设边疆》为题，披露了王震讲话的若干要点。王震表达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对广大知识青年的关切。他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对老干部的迫害。接着指出：你们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现在要大治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安的无政府状态了。他要求知青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安定团结、实现四化贡献力量。他批评了请愿活动，指出这样闹影响不好。又表示对这次行动决不追究，但是回去要作自我批评。他告诉代表们，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已经率调查组启程前往云南农场。
　　针对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他说：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有不少同志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他还流露出对请愿后果的担心：全国上千万知识青年，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在听取代表们关于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他表示，有些问题要改，希望代表们回去以后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中国青年报》，1979年2月10日。。
　　王震对请愿团的批评措辞是严厉的，以致代表们"认为有些地方批评得过重了"，接见后闷闷不乐1979年2月10日《中国青年报》，载丁惠民等人给王震的电文。。1月5日，请愿团启程返回云南。全体代表分头到本单位向广大知识青年传达了王震讲话和国家农垦总局的有关文件，自动解散了当初成立的组织。部分单位的知识青年中止了罢工。
　　不久，以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中央调查团飞抵云南。经过广泛调查发现知识青年的问题比事先估计的严重。当农垦系统无法保证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并且在短期内不可能扭转这种局面的情况下，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允许青年返城。但1978年底颁发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文件却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文件在为插队知青返回城市打开绿灯的同时，将农场知识青年划入另册，认为他们已是国家职工，应继续稳定在农场。1979年1月，当文件在云南农场传达时，知识青年情绪激愤。调查团受到知识青年的质问。景洪农场部分知识青年首先宣布恢复罢工，声称不达到回城目的决不罢休。接着，与老挝接壤的勐腊农场部分知识青年因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竟砍断了近百株才开割两三年的橡胶树。知识青年要求返城的呼声，早已越出西双版纳，遍及云南农垦总局的各分局和数十个农场。其中勐定农场的请愿事件最动人心魄。勐定农场，是滇西各农场中规模最大、植胶最多、知青最集中的一个。全场7000多知识青年中有成都知青5000多名，占全垦区成都知青的近1／3。《云南农垦纪略》记载说："勐定农场300名知青于1月5日进驻场部；6日，进驻人数增至1500人，有200人宣布绝食。
　　至此，勐定农场知青在云南农场知青返城风潮的最后阶段里一下子成了弄潮儿。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到勐定农场知青的长途电话，声称已全面罢工，开始绝食，要求答复回城要求。中央办公厅急电赵凡，迅速赶往勐定处理解决。赵凡赶到勐定，迎接他的是1000多名跪在地上的知识青年。他们有节奏地高喊着："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赵凡被眼前的情景所深深打动。他向知识青年们表示：一定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相信知识青年的合理要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1979年1月21日，在中共中央指示下，于昆明市召开了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有关省、市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商量善后事宜。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讲话：知青闹事两个多月了，现情况已明，办法有了，解决问题按中央、国务院六条，省委同意，全省七万多知青，尽量做工作，愿意留下的欢迎，上海困难大，最好多留一点，不愿留的都走。他提出解决措施15条：病退可办，父母退休可顶替，分期分批走，平反冤假错案。已结婚的少走。对闹事打砸抢分子要处理。1月份开始拿十一类工资。恢复干部、工人的边疆补贴。家属给予落户。农场医院均由县投资。先拨200万元立即解决住房问题。再拨500万元。工人子女要照顾，多培养教师。
　　知识青年终于如愿以偿，大返城开始了，知识青年谁愿走谁走，以往可望而不可即的公章高挂在候车室窗户上，任凭知青办手续时使用。短短几个月里，数万知青各奔前程。
　　云南农场知青的大返城是在戏剧性情节中终场的。1月23日，原赴京请愿团负责人丁惠民等人给王震发出电报，对前一段活动作了自我批评：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两个月所走过的道路，所做过的一些事，我们心中无不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得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耐不住了，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决定用罢工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的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影响和干扰了安定团结局面。这封电报于2月10日才被《人民日报》略加删改后刊出。第二天，《人民日报》又登载云南农垦总局负责人的谈话说：许多知识青年已开始认识到停工闹事、聚众上访，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少人还作了自我批评。
　　虽然新闻媒介尽了很大努力，云南农场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还是风驰电掣般传遍全国。在上海、浙江、新疆……各地知识青年从中得到了鼓舞。
　　云南农场知识青年的争取返城活动，几起几落，终于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将近5万人，一年以后，只有70名知青仍留在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