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对过去的上山下乡工作怎么看，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在会议上有两种基本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过去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不能离开历史的具体条件去看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从根本上否定，会引起更大的思想混乱，而且要对17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特别是还在农村的860万人，落实政策回城，这是做不到的。
一种看法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有的与会者直言不讳地说，建国以来，有两件事丧失人心：一是精简下放(指"大跃进"失败后将大批城市职工和居民下放农村)；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人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城市青年下乡1500多万，从农村又进城1000多万人，何必搞上山下乡?结果，花了60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怎样评价过去的上山下乡工作，事关几百万知识青年的稳定问题，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强调要肯定以往工作的成绩。在会议制定的重要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体现了这种意图。《纪要》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
第二个问题，今后还实行不实行上山下乡?
会议上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今后若干年还得实行；一种主张到此为止；一种主张实行轮换制。按照领导者的意图，今后若干年内上山下乡还要实行，但是提法要改变，这就是《纪要》中所说的：
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逐步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将逐渐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是，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必须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全国来说，还要继续动员组织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第三个问题，已经在农村的八百多万下乡知青怎么办?基本上也是三种主张：一是基本稳定在农村；二是基本招回城；三是区别情况，有留有回。与会者认为这个问题最复杂，最难办。这些知青下乡时间不同，安置形式不一(有插队和农场)，有跨省的，又有大批结婚安家的，困难程度也不一样，难以划一办理。何况在确定具体去留政策上，极易引起连锁反应。中央政治局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前讨论确定的基本方针是：继续鼓励支持他们安心农村，有步骤、有区别、稳而不乱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在具体对策上，除了国营农场的知青要基本稳定外，对插队知青调离农村的条件要进一步放宽。
以上是涉及上山下乡运动的三个基本问题，以及会议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
会议在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统筹兼顾"的方针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城乡劳动力的安排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安置人数过多的地方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会议的《纪要》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这次会议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一改"文革"中一味从"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等理论高度任意拔高上山下乡"伟大历史意义"的旧辙，只是从历史条件与现实需要两个方面肯定它的合理性，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关于"接受再教育"之类的"左"的提法，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即10月9日国务院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汇报提纲》的会议上，曾谈到放弃"再教育"提法的问题。李先念指出：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到工厂去就不能接受再教育了?知识青年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做公公背着儿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如果只接受农民的教育，那共产党就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成了农民阶级的先锋队。所以，这次会议在阐述上山下乡的意义时，基本恢复了"文革"前的做法，即主要联系解决劳动就业、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两个文件，经中央政治局同意，最后形成中发〔1978〕74号文件，传达到全国。会议对上山下乡政策作了几方面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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