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青年所在的生产队、农场，应热情鼓励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并积极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人不得歧视、压制，如有歧视、压制者，要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严肃处理。
二、凡是准备报考的知识青年，其所在的农场、大队，从接到这个通知之日起到高考为止，应本着劳动、复习两不误的原则，每天给他们安排一定时间，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单位不得借口农忙而不给考生复习时间。长期擅自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回城的下乡知识青年，要教育他们回到农村，边劳动，边复习，免得影响生产。
三、各地知青、教育部门，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的复习问题，做出切实安排。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做好辅导工作，还要协助他们解决复习当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实际困难。
5月12日《人民日报》刊出联合通知的要点后，农村中歧视和压制知青报考的现象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仍有少数单位的领导人阻挠、压制甚至打击青年报考。他们指责要求报考的青年是"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用许多"土政策"和借口加以刁难。一位知青家长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女儿田丰高考受阻的问题。田丰是1977年到辽宁省大洼县新兴农场两棵树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曾因病回城就医三个月，返队后，队里认定她是在家复习功课，违反了队里的"土政策"，因此不让报考。尽管出示了诊治病历，也无济于事。同队一名男知青因父亲住院，回家护理时间长了点也没让他报考。信中还透露，该农场老盖大队青年点，有三十多名知识青年因触犯"土政策"，不能报名。田丰所在的队，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不但不提供便利条件和给他们以复习功课的时间，反而歧视和限制他们：青年点有电视机，但不组织收看"复习讲座"；每天的劳动时间安排得紧紧的，使知识青年没有时间复习功课。队干部和青年点的带队干部把"土政策"当成法宝，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土政策"就是这样定的!凡是在家复习的耽误一天工，倒扣一天工分，口粮也扣。青年点的一位剧队长竟说："有本事自己愿意到什么地方考，就到什么地方考，反正连(即生产队)里不给报。"还说："告到哪里去都不给报！"田丰的父亲在信中紧急呼吁中央领导机关采取措施，制止那些"实权单位"对应考知识青年的歧视和压制，取缔一切"土政策"!尽快把党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各个基层，解决应考知识青年的报考问题!
《人民日报》在刊载这封信的同时发表了署名薛生的文章，批评阻挠、压制、打击青年报考的现象。强调指出，这种做法不仅挫伤了青年的革命热情和学习积极性，妨碍了优秀人才的选拔工作，而且也是违背宪法以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的。各级党委和招生部门对那些无视党纪国法的人，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保证高等学校招生任务胜利完成《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
"文革"期间，在"推荐"的幌子下，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的人通过"走后门"进了大学，许多怀才不遇的知识青年，徒有"黄钟毁弃"之叹。这本来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由于流行有年，屡禁不止，旁观者对这种现象往往见多不怪，当事者更是心安理得。实行新的高考制度，有助于从根本土克服"走后门"现象。不过，至少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仍有少数干部和他们的子弟亲友，不愿顺应这一潮流，他们为了达到上大学的目的，不惜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党纪国法则置若罔闻。这种做法，同样干扰了高考工作的正常进行。
1977年高考中，发生在山西省雁北地区的严重作弊事件，就是一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弊者王小平，是广灵县作疃公社插队知识青年。1977年11月，他听到新的高校招生制度后，就着手复习功课。他明知自己功课不好，而想上"名牌"大学的心情又非常迫切，于是就产生了"走邪门"的想法。他找到县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官贵，要求他在高考中"帮帮忙"，后者当即满口答应。他们先后设计了"拆封偷题"，准备两套试卷找人代答试题，雇用"枪手"入场代考等方案，均因担心难以遮人耳目而作罢。
几套方案落空后，王官贵等人仍不死心，又尽心竭力巧安排，终于搞成了考场作弊一案。12月5日上午，考政治时，副监考员谢××将考题传给县招生办工作人员孟××，后者将考题送给广灵中学教师王××答题，答好后传给王小平。当天下午考语文时，又如法炮制，但未传回答案，王小平只好将带进考场的几篇别人所做的"范文"掏出来，凑成一篇作文。第二天上午考数学，王小平将别人代答的题照抄不误。副监考员谢××暗示有一道题答错，结果使王小平把本来抄对的答案改成错的。下午考史地时，除正、副监考员为王亲自做了答案外，副监考员谢××还从资料上剪下几个条子传给他。王小平终于以"优异成绩"混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法律系。
事后调查发现，这起有预谋、有计划的高考作弊案情节严重，手段恶劣，涉及人员之多，活动范围之大，策划规模之广，都是前所未闻的。牵涉此案的多达二十余人。
王小平不过是个插队知青，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这么大的能量，调动起一群舞弊者为其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原来，他为非作歹所依仗的是父亲的权势。其父王进原任山西雁北地委书记，当时已升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在王小平高考作弊一案中，王进起了很坏的作用。当高考作弊案被《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曝光"以后，当地干部进一步揭露他搞特权、走后门，安排五个子女招工、提干、入党、升学、参军，即所谓"五子登科"的所作所为。
王进有两子三女。长女原在铁路局任乘务员，1975年11月王进任地委书记后，将她辗转调到由同乡担任党委书记的雁北地区工程公司劳资科管档案，不到6个月，被"推荐"上了大学(北京大学经济系)。入学前的9月1日办妥了入党手续。二女儿长年以工带干。三女儿中学毕业后，和她的姐姐一样，为了避免插队，未成年就找了工作，进铁路局当了报务员。1978年王进调省工作，设法给她转干、解决入党问题。王小平在插队、入党、提干、升学问题上更是一个"走后门"典型。1976年2月，王进为让王小平尽快完成插队"过渡"，让他提前离校(还差一个学期中学毕业)，到广灵县百町南庄大队插队。1975年春，王进曾在这个大队蹲点，临走时把这个点留给他的秘书梁某"代蹲"，紧接着就把梁某提升为县委副书记、书记。因为有这层特殊关系，王小平插队不到五个月就被发展入党，飞升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成为凌驾于四个党支部之上的重要人物。一帆风顺的经历，进一步助长了王小平的特权思想。第二年，这个年仅19岁的青年，就利用父母和自己取得的权势，指挥干部，调动教员，在高考中营私舞弊。另外，王小平的弟弟也是"走后门"当了"小兵"，年仅十四五岁。
据说，首届高考结束后，天津市发现根据"择优录取"方针招收的新生，60％以上都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而工农子女的比例明显下降。于是该市某负责人写了一份报告给邓小平，指责新的高考制度"使新生的阶级成分改变"。邓小平看罢立即在报告上批示："救国要紧。"胡宗华：《邓小平的故事》，《明报月刊》，1978年12月号，总156期。此说不知确否，但把恢复高考提到"救国"的高度来认识应是恰如其分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成百上千万的青年荒废了学业，使国家整整少培养了数百万高中级专门人才，造成人才青黄不接的恶果。1977年，中国的专业科技人员只有20万，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1965年为2.8％，到1973年下降为2.1％。而联邦德国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42％。经历"文革"十年以后，中国的科技水平，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比，不是差距缩小了，而是拉大了《刘西尧同志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77年9月15日。。在这种情况下，顽固维护那种带有等级制烙印的"阶级路线"，只能使大批人才继续被埋没、荒废。因此，不管倡导者是多么的自以为是，以政治传统的卫道士自居，实际所起的作用只能是误国、害民。
当年站在"左"的立场上对恢复高考的做法横加指责的人物并不是个别的。有人危言耸听地说：高考实行择优录取，会"扩大三大差别"；有人错误地认为，录取知识分子子女，就是排斥工农子女。会犯"阶级路线的错误"。针对恢复高考后出现的各种谬说和误解，197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部负责人就去年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有关情况答记者问，标题为《改革招生制度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知识青年参加高考的阻力不仅来自"左"的思潮影响方面，还来自农村基层单位领导的本位主义。后者认为知识青年准备高考复习，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所以对准备参加高考的青年不支持、不鼓励，甚至人为设置种种障碍。1978年5月6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和教育部就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问题，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地给报名参加今年高考的知识青年提供便利条件和复习功课的时间，使他们尽可能地做到生产、复习两不误。通知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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