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下半年，知识青年问题迅速升温，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当时，社会上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议论纷纭。这件事，不仅直接关系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利益和命运，而且牵动千家万户，影响整个社会。11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锢十年之久，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重要文章，将这场讨论推向高潮。
这篇文章审时度势，对上山下乡的缘起、历程、得失，以及指导理论的正误，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和分析。它高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次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相公开袒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上山下乡发端于50年代中叶。关于它的缘起，相沿已久的解释一向是着眼于政治意义上的拔高。直到1978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仍说它"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是同1955年毛主席发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分不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1978年12月10日。。与这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不同，评论员文章主要从经济的角度揭示了上山下乡滥觞的缘由：50年代中，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教育事业的普及发展，中小学毕业生的数量急剧上升。由于城市工业和其他行业还没有能力全部吸收不能继续升学的城市知识青年，为了使青年们能各得其所，除了鼓励来自农村的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和工作以外，开始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去农村和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这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与以往的解释相比，评论员文章将上山下乡的起因归结为城市就业压力的加大，显然比较符合事实。
"文革"期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规模空前的上山下乡运动?正统的解释一向是强调它的政治目的。在这一点上，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的说法仍未改变。《会议纪要》称：1968年，毛主席根据当时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状况，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广大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高潮。与这种振奋人心的基调格格不入，评论员文章揭示给人们的，则是发动这场运动黯淡而真实的背景：
文化大革命之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迅速扩大，甚至出现了"连锅端"的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迟缓，以至走到崩溃的边缘，城市各行各业能够吸收的人很少。二是由于他们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十七年，大肆砍杀各类高等学校，使大学招生人数大大下降；同时又无视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强行禁止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这样一来，大部分城市知识青年，除了上山下乡，别无其他出路。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动，实际上还是基于城市就业的压力，只不过在极左路线的严重破坏下，使这个固有的压力急剧增大。就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文革"结束后的若干年里，却一直为舆论工具所讳言。
如何估价"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涉及800万在乡知青的稳定，而成为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当时，知识青年返城活动正处在"风乍起"的起步阶段，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防止出现"闹事"的连锁反应，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上山下乡的"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就成为当务之急。与这种主要基于策略考虑的做法大相径庭，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充分肯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热情和贡献，并不等于可以掩盖上山下乡的真实情况，不去揭露和解决"四人帮"一伙在这方面制造的许多严重的问题。文章在列举林彪、"四人帮"人为地制造出许多矛盾，把一些知识青年引入歧途，将上山下乡搞成一个谁也碰不得的"禁区"之后，就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作了如下说明：
多数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问题无法解决，很多地方缺少学习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的起码条件，弄得许多知识青年消极低沉，群众怨声载道……混进知识青年战线和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少数坏人，肆无忌惮地乘机谋取私利。他们侵吞和挥霍知识青年工作经费，收受贿赂，勒索礼物，大发"知青财"；他们压制知识青年的民主权利，以泄私愤，摧残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以遂私欲；他们利用窃取的决定知识青年抽调去留的大权，搞交易，做买卖，"掉包"顶替，安插亲信，使"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盛行。这种种腐朽丑恶的现象，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的思想意识，诱惑甚至胁迫其中极少数无知的人走上了邪路。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震动，并引起国外的重视。《纽约时报》据以判断说："作为减轻生活当中的苦难和强制成分的新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中国正在静悄悄地撤销不得人心的强迫城市青年下乡安家落户的政策。"《纽约日报》，1978年12月5日。
反应最热烈的当然还是广大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长。1个月内，报社就收到读者来信100余封，在信上署名的300多人。许多知青在信中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决定；认为多少年来，报上只说空话、假话，这次评论员文章说了实话，说明真正关心我们疾苦的还是党中央。当读者普遍认为评论员文章"说出了千万知青的心里话"时，也有个别人对文章的观点提出异议。湖南省两名小学教师在信中称：知青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主要还是个方向问题。抛开这个前提谈知青上山下乡，意义就不完整。至于下乡知青在生活、婚姻、住房、医疗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难又得不到解决的说法，"据我们县里的情况以及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并非尽然"。他们强调说，毛主席号召的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真理。与此相反，一位北京读者在肯定文章"说了许多群众的心里话"的同时，又批评它"还是说了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比如'这些年来，千百万知识青年怀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增长了才干，茁壮地成长起来'云云"，"都歪曲了事实"。这位读者还在信中中肯地指出："把这些年来上山下乡的异常情况都归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是不对头的。"
尽管评论员文章有其不足，仍不失为解放思想大潮中涌现的一篇好文章。在有影响的大报上，对上山下乡历史真相进行过全面剖析的文章，仅此一篇。这篇文章还用犀利的笔锋驳斥了长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些"左"的理论教条。
正是受到这篇文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知识青年在返城风中理直气壮地提出："否定文革，就要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口号。文章的社会影响还不止这些，由于它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的上山下乡，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恶果"，下乡知识青年成了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使下乡知青认为找到"回城有理"的依据。他们要求像给右派"摘帽"和给冤假错案平反那样，为知识青年落实政策。1979年初，各地知青闹事此起彼伏，致使有的领导人大为恼火，批评这篇文章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对这篇文章最感不满的当然还是被"返城风"弄得一筹莫展的国务院知青办，后者很快向所属单位发出通知，说这篇文章并不代表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的精神。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了实话，也惹了麻烦。这以后为了稳定住众多在乡知青，遏止住"返城风"的强劲势头，新闻媒介继续被要求统一口径到"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上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办公室理论组撰写的《统一认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红旗》，1979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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