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中共十大三次会议终于恢复了主张改革的资深领导人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文革"中两度遭到严重政治迫害的邓小平之所以未能在"四人帮"垮台后及时复出，与华国锋等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有关。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对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清理以前的"左"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三次会议发言中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恢复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真正破除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头脑的种种思想枷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亲自主持定稿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论述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观点，主张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在邓小平等中央多数领导人的引导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
"一湾死水全无浪，也有春风摆动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第一次破除了在上山下乡这一曾被高度政治化、神圣化的社会问题上的种种禁忌。社会科学家走在了思想解放的前列。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指出，上山下乡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捅开这个马蜂窝，有好处。于光远在理论务虚会上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应该承认这是十多年错误做法造成的。"邢贲思在《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报告中也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年国家要花十多亿\[元\]，包括各种各样的补助、耗费，花这么多钱，结果到了农村还跟农民争粮吃，农民并不欢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资料室整理，1978年10月10日。。这些犀利的言语，在社会上激起层层波澜，特别是在广大知识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但也受到某些人的指责。
人民群众一旦走出"两个凡是"的阴霾，也开始无所忌惮地对上山下乡问题直抒己见。有些单位的职工在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经常触及上山下乡这个牵连到千家万户的话题。于是有人总结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第一，农民不欢迎，和农民争口粮，争土地；第二，单位背包袱，负担重，既拿钱又拿物；第三，青年下乡后家长不放心，有的还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第四，青年不安心，贻误了青年的前程。哈尔滨市黑龙江大学一位教师给动力区干部辅导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当讲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方向，从现实来说，农村人口要减少，城市人口要增加，邓副主席也讲了这个问题时，竟引起全场热烈鼓掌黑龙江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3期，1978年9月15日。。这段小插曲，真实反映了民心的所向。
长期以来，各种"左"的教条，像无形的锁链，束缚着青年人理性的翅膀。然而，初春的残雪，遮不住充满生机的绿意。思想解放的春潮泛滥所及，广大知识青年--无论是刚刚返城的，还是仍旧留在乡间的--的思想日趋活跃。
上海团校部分学员在讨论真理问题时，提出应该用实践检验一下"上山下乡到底对不对"?有的学员联系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经历说：我们去时真是满腔热情，农民病了没有药，把自己带的药送给他们吃；天气冷了，农民棉衣不够，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穿。我们和贫下中农肩并肩干了十多年，但是，农村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实践告诉我们：林彪、"四人帮"在农村推行的极左路线不改变，仅凭我们知识青年的双手是根本改变不了农村面貌的上海市团校：《教学情况简报》第5期，1979年。。一位青岛知青，在致《人民日报》的信中明确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国家的经济、群众的思想都划不来，并起着混乱的作用。他算了这样一笔账：自掀起上山下乡运动以来，全国成立了许多专门的机构，调动大量的基层干部管理这些工作，造成了大量的干部浪费。青岛一市，每年给知识青年带队的干部就是几千人。如把这几千人建立一个大企业，一年可以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青岛有四五万下乡青年，每人安家费500元，此项费用就达几千万元，另外还有工具费等等，加在一起就更多了。如用这笔钱办工业，能建立多少工矿企业呢?《人民日报》《群众来信摘编》第639期，1978年12月6日。青岛市只是全国一隅，在推进上山下乡过程中已造成巨大浪费，就全国而言，各种有形无形的浪费更难以估算。
1978年11月，一名已经返城的北京知识青年在题为《迎接祖国美好的春天》的大字报中，就"文革"以来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相当精辟，反映了那个时期知识青年认识的最高水平：
经济规律是一客观的规律。对于经济规律的遵守与否，是检验一个革命者是否承认实践第一的试金石。
人们还记得十二年前震撼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吧?短短十年时间，全国一千万青年浩浩荡荡奔赴农村，作为一个运动，确是伟大而可观。但看看后果，却不敢乐观，是我国的农村真的需要这么多的青年吗?是青年离开农村就不能成长吗?--不是，这个上山下乡运动，说近了，是国家经济衰退，不得已安排劳动力的权宜之计；说远了，是对历史进程，对经济规律的一种倒行逆施。
了解一些历史发展的人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伴随着农民的大量破产而前进的。我们的教科书上把这一发展说成是对农民、对历史的犯罪。但是，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的\[地\]来看，这只是产妇临产之前不可避免的阵痛。资本主义这个婴儿正是在这一阵痛之后脱胎于母腹--封建社会。当然，我们不会走让农民破产的老路。然而，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是经济规律的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我国，提高工业化水平，加强农业机械化，解放农村大量劳动力，是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
违反经济规律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胡乔木同志的文章已讲的\[得\]很清楚。因为我当过知识青年，谈这点认识。
今天，很少会有人认为，把上山下乡作为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长期政策，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劳动力总是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不大，只要政策得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镇新增劳动力是可以自行消化的。这一点，也已为十几年来城市中不断深化的改革所证实。然而，当宣传机器仍在反复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时，敢于站出来道出一个真理，是很需要一些胆识的。
思想解放运动使各种"左"的思想、理论第一次受到冲击。它给人们干涸的头脑注入了理性清泉，它还营造了一个比较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就谈不上公开表达对上山下乡的不满，或揭示它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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