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有他们实用主义的解释。内蒙古哲盟("文革"中划归吉林省)科左中旗西伯花公社的大队干部，当得知北京知青来到时便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说："毛主席给我们送大姑娘来了，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缺姑娘的苦处，没有毛主席送来的大姑娘，我们就结不了婚。"说着说着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像这样愚昧无知的干部当然是极少数，与此相比，对女知青进行逼婚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普遍得多。哲盟巨流河公社兴隆地大队集体户的9名北京女知青，在队长的诱逼下，两年时间就有8名结婚出户。奈曼旗东明大队某女知青因拒婚被逼得没饭吃，一度跑回家去，归队后照样不给口粮，最后只好与人同居。开鲁县大榆树公社某大队党支部书记利用职权诱逼了3名女知青在当地结婚，其中一个给自己做了儿媳妇。以上事件是1971年北京市革委会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学习团走访哲盟北京下乡知青点时了解到的吉林省知青办：《关于北京市委来我省检查北京知青》。。在全国同类事件中无异于九牛二毛。上山下乡运动初期，大批知青下到农村社队后没有房住，只好分散插住到农户家中，也助长了诱婚、逼婚的现象。1970年5月12日中发26号文件及1973年中发30号文件这两个有关知青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中均强调了严禁对女青年诱婚、逼婚，恰恰说明这种现象屡禁不止，且带有普遍性。
农村青年通常认为娶知青是很合算的。"文革"时期的广大乡村，传统的婚姻习俗照旧流行，男方娶妻要付出一大笔彩礼，还要举办婚礼筵席。陕北农民娶妻少说要花千八百元，二三百斤粮食；山西一些地方娶妻用斤称，身体越重彩礼越多，双眼皮的体重一斤合20元，一个媳妇的彩礼(实即买卖婚姻的身价)需一两千元，这对日工值仅几角几分的农民来说，不啻是个天文数字。娶女知青则无须付彩礼《青岛日报》，1974年3月17日；《浙江日报》，1974年5月6日；《辽宁日报》，1974年11月10日。。不仅节省了一大笔开支，还可因娶到城市的姑娘而炫耀乡里，难怪会被乡邻们视作"好福气"《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对于女知青嫁农民这种现象应如何估价？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答案一目了然，本来无须多费笔墨，但是有鉴于直到今天仍有人为其大唱赞歌杜鸿林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指出："诸如白启娴这样的婚姻选择其社会价值是应予肯定的。""这少数人是知青大军中的勇敢者。"并反问说："当今，又有多少城市知识青年敢于同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结婚，在那儿成家立业呢?"(第199页)作者在列举了若干与农民结婚并一直生活美满的例子后又指出："这样的美好婚姻多不胜收，不管时代怎样变幻，都应将赞歌献给她(他)"，因为她(他)们在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方面做出了贡献(第210页)。，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评论就显得必要了。
笔者认为，女知青嫁农民，作为"文革"的特殊背景和上山下乡运动具体场合下出现的畸形婚姻，从整体来看，无疑是不值得肯定的。
首先，这种婚姻始终笼罩在"左"的理论之下。女知青嫁农民曾被吹嘘为是"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扎根农村干革命"、"缩小三大差别"、甚至与邓小平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具体行动。事实上，在成千上万白启娴们的婚姻中，得到阐扬的是极左理论的教条，酿成的却往往是女知青终生的懊悔。
其次，这种婚姻的缔结多数缺乏感情基础，或者是为了实现某个政治目的，或者是迫于外界的某种压力，因坎坷经历或特殊背景，女知青与农民逐渐产生恋情并结婚的只是少数。婚姻双方在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差距却是很明显的。那么，主要是一种什么动机促使女知青超越这重重障碍的呢?人们不会忘记80年代中叶闻名全国的"遇罗锦离婚案"。无论遇罗锦后来的行为怎样，她的婚姻悲剧毕竟是一个历史的影子。她在谈到嫁给第一个丈夫(是位农民)的动机时说：虽然自己是"右派"的女儿，"现行反革命"(指遇罗克，《出身论》的作者，1968年被杀害，"文革"后平反)的妹妹，可还得活着。活下去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欲望。同遇罗锦一样，许多女知青做出这种婚姻选择时，实际上只是为了"活着"，为了在困难环境下继续生存下去。在这种动机驱使下，得到的只能是婚姻的躯壳，失去的却是它的真谛。
在人类社会里，婚姻从不仅仅是涉及男女双方的私事，而是一种社会性行为，因此，始终要受到特定时代和具体社会条件的制约。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下，弱肉强食的法则横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常遭风雨摧凌的厄运，这种摧凌，与对个性的压抑，对人权的践踏是相辅而相成的。青年人的婚姻自由被不可抗的外力压缩到很小的程度。
恩格斯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的恋爱在许多情况下受到了限制。婚姻成了买卖或金钱的交易。女子不能自主地寻觅知音。她们经常不得不压抑自己爱的激情。所以，解放人的爱就成了革命的事业。他在指出这种历史前景时写道：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之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在这里，恩格斯正确指出了婚姻自由与社会发展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指出了理想的婚姻就是除了男女双方的情爱外不应再掺杂有其他动机，而实现这一理想的基本前提则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上的平等。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又曾精辟指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人们不禁要问：在女知青与农民的婚姻中，以爱情为基础的究竟有多少？当女知青在各种非感情因素的作用下做出抉择时，是否合乎道德?显然，毫无爱情的婚姻终究是不道德的，只是造成这种不道德的责任不应简单归咎于知青或者他们的农民配偶。这种反常现象毕竟是"文化大革命"特殊背景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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