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以上7个生产建设兵团外，其余安徽、福建、浙江、山东、湖北5个生产建设师(生产师)也于1969-1971年相继成立。知识青年无一例外地成为骨干力量。1972年，全国兵团系统职工292万人，其中知识青年100余万人总参谋部、农林部：《关于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调查报告》，1973年2月8日。。
　　同样是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的安置环境是存在明显差别的。
　　首先，两者隶属的所有制形式不同。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到社、队插队的知青，被置于类似农民的地位，挣工分吃饭，一切花销自理，国家不提供任何生活保障(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设想的)。除到牧区插队的少数知青收入较高外，大多数插队知青的日工值只有数角钱，最低的如陕北一些穷队，劳动一天只能挣几分钱《回首黄土地》，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56、323、447页。。知青干一年，还填不饱肚子，没钱买衣袜，更别提回家路费。兵团知青，通称"兵团战士"，身份上属国营企业农工。内蒙古兵团知青，前三年实行供给制，平均每人每月33元，其中基本生活部分，包括伙食费、被服费和5-7元(第一年5元，第二年6元，第三年7元)的津贴，共29元，另加医药、烤火等费4元。三年后改行工资制，实际收入比以前提高10元以上。黑龙江兵团接收城市知青，一律定为农工一级，每月工资32元，劳保福利等各项待遇与原农场职工同。广东兵团对知青第一年发给生活费20-22元，一年后定农工一级，月工资24-26元。各兵团分配制度虽然有种种差异，但知青的收入都比较稳定，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证。
　　再者，知青集体的内部环境有别。插队知青集体户，一般由同一城市，甚至同一学校的学生组合而成，文化背景、生活习性接近。兵团知青却的的确确来自五湖四海。排是安置知青的基本单位。有的排由清一色知青编成，有的则与老职工混编。但同一排的知青总是朝夕相处，生活劳动在一起。所谓"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他们虽来自山南海北，却水乳交融地生活在一处，这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大文化景观。
　　其次，生活环境有异。插队知青尽管经济拮据，半数以上不能自给，但生活环境比较宽松。乡村中社会关系普遍疏散，即便是标榜"工、农、兵、学、商"集于一体的人民公社也缺乏强有力的干预机制，对插队知青无从控制。一般说来，生产队干部对知识青年管理松懈，多数放任自流。知青参加劳动多少，回家探亲的频率和居家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个人。兵团知青多数安置在边疆地区，生活条件、劳动条件相当艰苦。兵团半军事化生活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加上劳动强度高、纪律严格，没有不工作的自由，令许多知青难以承受。
　　兵团的政治气氛也更令人窒息。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任务当仁不让地落在贫下中农出身的现役军人、复转军人、老职工的身上。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组织"天天读"、"讲用会"、"忆苦思甜"、"一帮一，一对红"等等一整套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军队政工经验，以军事化的组织系统为依托，得以大范围推广，保证了"再教育"工作持久开展。相形之下，农村社、队的"再教育"工作大多虚应故事。兵团战士中广泛流传的一首顺口溜说：
　　部队当兵光荣花，工厂工人幸福花，
　　农村插队向阳花，兵团战士苦菜花。
　　"兵团战士苦菜花"虽是一种比喻，一种幽默，却有一些道理。中学毕业生参军当兵，既神圣且光荣；进工厂做工不但免遭风吹日晒诸般劳作之苦，而且留在城市，可以享受天伦之乐；插队知青生活固然更清苦，但行动比较自由。至于兵团战士，肩负"屯垦戍边"重任，既种地又进行军事训练，亦兵亦农，遍尝两者的艰辛却得不到两者的实惠，难怪要生出种种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