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紧靠苏联。60年代初苏、中关系急剧恶化，新疆的战略地位益显重要。与此同时，"大跃进"的失败导致国民经济凋敝不堪，百业萧条，农村饥馁遍地，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大城市一下子涌现出数量庞大的失学待业青年。尤其是上海市，就业问题相当尖锐。仅需要安置的初、高中毕业生就有十几万人。于是以这批青年为主要对象，制定了一个新的、大规模向新疆移民的计划。
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工作团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1师和农2师塔里木垦区作长期安置计划的考察，把该垦区作为安置上海知青的基地。这项计划曾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他指示："将童男童女分别组织部队，生产打下了基础，劳动熟练了，有对象结婚，就在边疆安家。"鼓励上海青年在新疆安家落户，既缓解了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又可起到屯垦戍边的作用。一举两得，是有深远考虑的。1963年9月，农垦部长王震在一次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将知识青年编入生产建设兵团的安置办法，他说：采取征兵组织生产部队的形式，首先是保证青年学生在吃穿用上面相等于步兵士兵的待遇(每月津贴费可比士兵略低)，每人每年伙食、服装、津贴等费用约需250-300元，三年后再评定农工工资等级，这样就能够巩固住。其次是参军可以激发青年革命精神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军队形式的组织纪律性强，便于对青年进行管理和进行政治、生产技术教育，能够较快地成为有文化有生产技能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产业军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3年9月。。由此可见，当初是将生产建设兵团视作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一个理想场所。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的殊勋，它在建国以后享有的崇高荣誉，以及它在年轻人心目中居有的神圣地位，都使这一设想变得切实可行。
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在上海做动员时，曾许愿进兵团就是参军，发军装；不满16岁的，到新疆可上技校，毕业后愿回上海的就回上海，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报了名。到"文革"以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接纳上海知青9.7万。据说，平均不到四户人家中就有一个知青到边疆落了户。加上来自北京、天津、武汉、浙江、江苏等省、市的知青，总数多达12.7万人。他们到新疆后，被分别安置在南起塔里木河南岸，北到中、蒙、苏边境的阿勒泰，南北相距2000公里的地方。
知识青年到兵团后，在"屯垦戍边"方面做出了贡献。1965年7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归来路经新疆时，视察了石河子垦区。他们看到垦区良田棋布，渠道纵横，林带葱郁，工厂林立，非常高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了上海知识青年杨永青等11人。周恩来指着陈毅对知识青年们说："这是你们老市长，他关心你们，特意来看望你们。"张百顺等：《上海女知青采访录》，《新疆日报》周末版，1993年1月9日。杨永青的父亲是香港的资本家，她不留恋家庭富裕的生活，坚决要求到边疆扎根。周总理知道这一情况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就会有光明前途《中国农垦》，1965年第9期。。周的这段话，对于众多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周还引用"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的诗句教育兵团干部战士扎根边疆。
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使蓬勃发展的农垦事业受到沉重打击。农垦管理系统很快陷于瘫痪，各地垦区混乱不堪，加之漫长的中苏边境上形势日趋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农垦系统的秩序和生产，同时也为了加紧进行备战，中共中央决定在沿边各省、区和一些内陆省份，以国营农场为基础大批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和农业建设师，划归各大军区和省军区领导。兵团的师、团、营，甚至连一级主管干部，都由各军区调入的现役军人担任，用带兵打仗的办法管理企业。大规模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为安置潮水般涌出城市的下乡知青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从1968年到1971年，全国新组建的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在原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农建师基础上建立)、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广东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湖北生产建设兵团、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江西农建师、西藏生产建设师，加上前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12个生产建设兵团、3个农业(生产)师，分布在18个省、区(参见附录表4)。
与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相比，去生产建设兵团应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在兵团，生活待遇有基本的保证，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组织上有人管理。这几点尤为知青家长所看重。知青本人则往往为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所吸引，对于众多因种种原因不能加入到解放军那所"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锻炼成长而沮丧不已的热血青年来说，参加兵团，"屯垦戍边"，在"反修的前哨"当"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未尝不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因此，当这种兵民合一、军政一体的庞然大物于60年代末在中国大地炫煌一时之际，立即成为面临下乡抉择的青年的首选甚至许多没有分配机会的青年也踊跃报名加入。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自1969年3-9月半年间，就接待了要求加入兵团的中学毕业生、退役战士、插队知青1.1万余人次。见《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然而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与任务，决定了它在接收知识青年时必须贯彻阶级路线，严格政治条件，而不能像对待到农村插队的知青那样，可以来者不拒，不分"良莠"。至少在运动初期，对于报名者感到应接不暇的兵团"招兵"人员，采取的政审标准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应是符合民兵条件方可加入，"黑五类"子女表现不好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等"文革"中落难者的子女，以及直系亲属被镇压者、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或不清楚者，均在拒收之列《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有的青年只好隐瞒不良的家庭出身，得以如愿以偿王川娅：《归途已断》，载《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一些被"政审"淘汰的学生用写血书等极端方式表达自己要求加入兵团的迫切心情。有的知青虽百般争取，仍被拒之门外，最后只得"降一格"到农村插队当农民李士杰：《不是我不爱北大荒》，载《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但一般说来，在当时滚雪球般迅速膨胀的兵团队伍中，出身不好的知青还是为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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