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杜家山上的新社员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等人都是以集体组织的方式到边疆插队、插场的，与此同时，一名普普通通女学生却选择了一条更为彻底的"农民化"道路，她就是前文提到过的蔡立坚。一个缺少生活经验的城市女学生，孤身一人到偏僻贫困的小山村落户，遇到的困难自然比集体下乡要多，但蔡立坚却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远非平坦的道路。
蔡立坚，原名蔡玉琴，下乡时为表示立志扎根山村干革命，遂改名立坚。改名是那个时代青年中的一种时髦。旧的名字，因为被认为缺乏革命含义，甚至包含封、资、修的毒素，多被摒弃不用，并代之以锋芒毕露的革命化名字。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老红卫兵风云人物宋彬彬，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对她的名字颇不以为然，并意味深长地说道："要武嘛。"从此，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不过，当时最流行的名字还是"文革"、"卫东"、"向阳"之类，大有泛滥于天下的气势。等上山下乡运动崭露头角，又给了青年学生一次展示革命风采的机会。像曲折(原名不详)，启程往内蒙草原前，为表示在各种考验面前永不动摇，决心走曲折的路而更名"曲折"；何方方为显明继承革命传统，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心迹而更名"铁军"等等，与蔡立坚的改名，可谓异曲同工。
蔡立坚选择一条艰苦的人生道路绝不是一时冲动。她出身工人家庭，父亲是北京铁路局的劳动模范，"文革"初又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家庭的熏陶，父母亲在旧社会含辛茹苦的生活经历，使她从懂事时起便对毛主席、共产党充满热爱。
1965年8月，她从北京市长辛店中学毕业。当时，毛泽东关于"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已经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侯隽、邢燕子等一些老知青的事迹报道，曾经使她感动得彻夜难眠，于是萌生了踏着她们的足迹前进的念头。但她递交的要求到农村插队的申请书却被学校领导拒绝了，理由是"上级没有这个规定"，"学生应该争取升学"。一旦"文革"爆发，校方的这种态度被说成是"走资派"阻挠她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罪状。
1966年12月，蔡立坚和三个红卫兵战友，学习毛泽东当年徒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榜样，在严冬季节，擎着"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红旗，走上以革命圣地延安为目的地的长征路。途中路过一个叫做杜家山的村子。该村位于山西榆次、太谷、和顺的交界处，海拔1500米，是榆次县境最偏僻的山村。全村只有5户16口，劳动力只有4人，其中最年轻的劳力也有40多岁。全村耕地180亩，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农民的贫困可想而知。因蔡立坚等人的到达，这个封闭的小山村沸腾起来。而农民的质朴热情，又使蔡立坚等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二天，当她们告别乡亲，继续踏上征途时，蔡立坚已经对杜家山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深情。几天后，她毅然告别同伴，在崇山峻岭中只身返回已经离开280多里的杜家山。不久毛泽东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远在北京的学校来信催她迅速返校，参加"斗，批、改"。行前，她把全部行李寄存在一个农民家，以示在当地"战斗一辈子"的坚定决心，只身回到北京。当时的学校，仍陷于派性组织的争斗中，她厌烦了这种人斗人的场面，写出"到农村去"的大字报，表达到杜家山寻找革命道路的渴望。
1968年3月蔡立坚终于回到杜家山。从此，她每日起早贪黑地与农民并肩劳动，胼手胝足，投入到山区建设上。两个月后，从她的母校又来了四名同学，有的还是打派仗时的"对头冤家"。殊途而同归，当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陷入沉寂以后，她们却在一个贫穷偏远的小山村重新聚首。这种令人感慨的插曲实际上浓缩了"老三届"学生的普遍经历，从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到上山下乡道路上的知识青年，乃是他们走过的共同道路。
蔡立坚没有曲折、何方方等人那样辉煌的红卫兵"造反"史，没有赴滇首批红卫兵那样蒙着传奇色彩的经历，也没有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之类大而不实的豪言壮语，但她对上山下乡的追求却是执著的。她不仅能吃苦，而且在形象上刻意追求"农民化"的效果，以便真正与农民"打成一片"。于是她穿起农民自织自染的粗布衣，腰间系一条白羊肚手巾，如果不是那张因终日劳作而被烈日曝晒得黝黑的瘦脸，显示出与当地妇女的截然有别，与农民的气质简直惟妙惟肖。
蔡立坚所选择的彻底与农民结合的方式，对国家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很快，她不怕艰苦，到山区落户，立志当一辈子农民的事迹，就经《人民日报》的报道传遍了全国《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人民日报》，1968年7月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