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城开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来后，我们着手研究与韩国建交的问题。

当时，卢泰愚总统的任期只剩下一年，急于与中国建交，以在任期内实现他就任之初提出的北方政策的目标。从半岛形势来看，南北双方已同时加入了联合国，还经常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超过100个。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条件可以说基本成熟。

199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按照惯例，我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历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常有外国记者提问，探听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是否会有变化。我的回答总是，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不会与韩国发生任何官方关系。这一年，我的回答有了变化，我说， 我们与韩国建交没有时间表。敏感的外国记者应该能从中有所感悟。

这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前来参加。他是第四十七届年会的主席，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我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举行了会谈，并设宴招待。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除了就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我单独和李相玉谈了中韩关系问题。我告诉他，中韩正式谈判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双方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接触。李相玉当即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面商谈。韩方在这次会谈前，曾多方探听我们的立场，既想通过这次外长见面取得突破，又担心步子迈得过大而适得其反。现在，他们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这次外长会谈后，中韩双方很快任命了首席代表和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为副外长徐敦信，韩方是外务次官卢昌熹。双方的工作班子分别由中方的张瑞杰大使和韩方的权丙铉大使牵头，各有六七个人。5月开始商谈，为了保密，韩方建议先在北京举行，说在汉城，眼睛太多，难免会泄露出去。

第一次接触安排在钓鱼台宾馆14号楼。这座楼比较僻静，不易被外界发觉。韩方人员是分头经第三地来京的，住下后，连楼门也不出。在第一次接触中，我方本来想先一般谈一谈，摸摸韩方的想法，可是韩方很着急，寒暄之后，马上提出商谈建交问题。于是，从一开始接触，双方就谈起建交问题。

我们对此也有准备，提出了我们的建交原则，要求韩方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韩方最初不同意，与我们讨价还价，设想只把台湾的“使馆”降为“联络处”，我们当然不会同意。第一次的接触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谈判，仍在北京举行。我们重申了建交原则，这次，韩方有所退让，只是强调因为韩台之间的关系时间太久了，要我们同意在中韩建交后韩国与台湾可以保持某种特殊关系。我们感到，这是韩方的最后一张牌，只要我们坚持既定方针，谈判有可能突破。于是，我们提出第三次谈判在汉城举行，韩方表示同意。

在第三次谈判中，韩方接受了我们的建交原则，双方就建交问题达成协议，包括一项不供发表的备忘录。

三次谈判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6月底就结束了工作，只等双方首席代表见面，草签建交公报，并确定外长正式签署和发表日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