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召开七届四中全会。  西南地区参加四中全会的同志到北京后，贺龙同志问我们，你们闻到 点什么味道没有？我们不解其意，没有作答。他又说，你们有点感冒了吧。 贺老总告诉我们，毛主席也曾经这样问过他们。事后，我们才理解，贺老总是说我们政治敏感性差。

　　1952 年底，高岗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此后，他个人野心急剧膨胀，企图夺取更高的权力。他散布流言，集中攻击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破坏中央威信。同时吹嘘自己，并且进行非组织活动，要求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邓小平、陈云同志察觉高岗的反党分裂活动后，立即向毛主席作了反映，引起了毛主席的 重视。党中央及时揭露了高岗的问题，七届四中全会，主要就是解决高岗以及同他积极配合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饶漱石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党中央对高、饶以及个别与此有牵连的同志，均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主席讲过，检讨得好，真诚悔过的，要适当安排工作。但是，高、饶不恩悔改，拒绝做认真的检讨，高岗最后走上以自杀对抗党的道路，中央才干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决议，开除高、饶的党籍。对于有牵连但是检讨比较好的几位同志，以后都安排了适当工作。这些同志在认真吸取教训，改正了错误之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为党做工作，有的同志又被委以重任。

　　回到西南后，贺龙同志亲自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西南各级党组 织认真贯彻执行。西南局遵照中央指示，没有层层抓小高、饶，没有扩大批判的范围，也没有伤害什么人，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在领导班子内部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特别强调党的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损害中央的威信、妨碍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要求全体党员都要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党的团结”。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要把个人置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警惕和防止居功自傲情绪和个人主义的滋长。强调党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和派别活动。

　　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及贯彻执行非常及时，对全党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也清除了党内一大隐患。这场斗争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自始至终进行得比较稳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同年6月，中央决定撤销大区和中央局。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32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写道：“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监督地方政府，对于贯彻中央政策，实施人民民主建政工作，进行各种社会改革运动，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都胜利地完成了它的任务。现在，国家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时期。国家计划经济的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为了中央直接领导省市以便于更能切

　　实地了解下面的情况，减少组织层次，增加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为了 节约干部加强中央和供给厂矿企业的需要，并适当地加强省、市的领导，撤销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和适时的。”决议还同时指出此项工作“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必须做得非常稳当。”

　　撤销大区的决定公布后，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动员，并于同年8 月，召开西南行政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进行具体部署。强调撤销大区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对于上下衔接、人事调配等各项具体问题都要妥善安排，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损失。对西南一级行政机构撤销的步骤，按照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原则，逐个加以撤销，我们根据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将该撤销的 单位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划为早交迟撤，早交缓撤和早交早撤三类。早交迟撤的有商业、交通、地方工业；早交缓撤的有教育、民族事务、粮食部门；早交早撤的有公安、文化、高教、卫生、民政、劳动工资、监察、检察、财政、水利、气象、群众团体。还有些不能撤，必须整个机构移交的如交际处、广播电台、商店、报馆、美术学校、剧团等。原为中央直辖市的重庆市已子7 月1 日即并入四川省的建制。

　　安排好撤销机构的各项工作后，我和贺龙、李达等同志于1954 年12 月 一起离开重庆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