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大革命”，有人称作“十年内乱”，有人称做“十年浩劫”。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缺点说过两句话：“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既然一切都打倒了，还不是内乱、全面内战，还不是浩劫吗？从中央到省、市、地、县，甚至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商店，都分成两派、三派，甚至许多派。各派互相打砸抢抄抓，搞纵火、爆炸，还不是全面内战吗？

　　至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干部，各大区的领导干部，各省、市、地、县、乡、镇的领导干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商店的领导干部，各系统、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属各部、司局、处科股组的领导干部，还有三个人一个肉案的商店组长那样的“领导干部”，只要有人贴两张大字报，刷两幅大标语，拉上一条横幅，就要被斗、被打、被游街、被关禁闭、被坐“喷气式”、被挂暖气片。他们还大整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整科技界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高等学校的教授、讲师，文化艺术体育各界的著名作家、导演、演员、运动员，甚至仅仅是一个学校的医生，也要挨整。有的人虽是权威，但并不反动，有的根本不是权威，也被当做权威来批来斗。至于抓“小爬虫”、“变色龙”、“走狗”、“黑手”、“叛徒”、“特务”，更是无尽无休地扩大打击面，甚至株连许许多多的无辜群众。在林彪、江青集团煽起的派性斗争中，从动木棒铁棍，到动大刀长矛，枪支大炮，坦克军舰，用飞机撒传单，还发射火箭弹，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伤残……造成这些严重问题的原因是：毛主席脱离实际，根据一些错误的汇报，错误地估计形势，采取了错误的措施，信用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坏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篡政、篡军的需要，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把它推到了极端，企图搞乱全国，乱中夺权。有极少数“小人物”，为了迎合潮流，充当“左”派，攫取好处，兴风作浪。干部中的极少数，正像一幅漫画的题诗中所说的：“弹簧脖子轴承腰，头上插个大风标”，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违背良心，紧跟着林彪、江青的指挥棒打转。社会上的确有些坏人，趁机捣乱破坏，趁火打劫。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异常复杂的。有的单位，领导班子一换再换，有换了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的。有的干部，这个月结合，下个月又被打倒，前一段结合，后一段又被批斗。他被打倒，别人批他斗他；他上了台，他也批别人斗别人……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邓颖超同志、胡耀邦同志和黄克诚同志，都亲自领导、过问了对江青集团案件的审理，发出过一系列的指示。他们指示的精神，就是要从“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条件出发，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江青集团活动的人，定为建议交付司法机关起诉判刑和开除出党的数量，缩小到最低限度。当然必须坚决清除靠造反起家的分子，打砸抢分子，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不加以改正的分子。对这些人，要把他们调离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

　　对这些人中罪行严重的，也要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王鹤寿、黄火青、黄玉昆等同志负责具体的审理工作，执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审理工作碰到的主要问题，是广大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干部群众，痛定思痛，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罪行，仇恨满怀，纷纷要求多惩处、重惩处。这当然是合乎情理的。而从党的、国家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又必须扩大教育面，尽量缩小打击面，使处理的结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由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主持召开的五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提出，需要建议起诉判刑的名单，由五百多名最后缩减到中央只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一名主要罪犯移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每减少一个人，都是经过了大量艰苦的调查工作和循循善诱的说服解释工作，才取得一致意见的。

　　五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每次都研究如何对待审理对象的问题，主要是考虑中央与各个地方在定性、定量、定人上的平衡问题。为了拿出一个典型，说明可以考虑不交司法机关建议起诉判刑的政策界限，就要选一个具体人。我们选定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谢静宜。谢静宜是河南人，“文化大革命”前，由专门从事机要工作的学校毕业，分配在毛主席身边担任机要员，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送阅。“文化大革命”中，谢静宜同迟群一道，作为8341部队派出的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她在领导清队、整党、斗批改等工作中，参与了对学校许多干部、教授、教员、学生的迫害，后来飞黄腾达，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她所具有的一个特殊地位，就是“通天”，并且跟江青过从甚密。在北京市委，甚至市委第一书记也要看她的脸色行事。这也反映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有段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正所谓小人得志便猖狂。谢静宜这么一被抬举，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她仗恃其特殊的身份，积极搞江青集团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篡政篡军的一套东西。在作风上，则飞扬跋扈，任意训人骂人。她对原来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政府的副总理、军队的元帅将军们，都不放在眼里。她同迟群一起，以清华大学为基地，搞反“回潮”，反“复辟”，“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完全都是按照江青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方针步骤行事的。她搞所谓批林批孔是假，诬邓诬周是真。《林彪与孔孟之道》第二批材料，就是她秉承江青的旨意炮制出来的。

　　在1975年的“一·二四”、“一·二五”万人大会上，江青纵容她出来当打手，在台上发言，对周恩来同志搞突然袭击，明目张胆地整周总理。她还率领一批 “打手”，冲进中央政治局会场，公然指着鼻子诋毁邓小平同志出来后的“抓整顿、批派性”，是所谓搞“右倾翻案风”。她什么坏事都干，广大干部群众提到她就咬牙切齿，因此她民愤极大。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谢静宜作为江青安插在北京市的两个黑干将之一，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许多干部群众都要求对她进行严厉惩处。谢静宜被隔离审查以后，反省了十年内乱给党、国家、人民造成的灾祸和不可弥补的损失，逐渐认识了江青、王洪文的丑恶面目和灵魂，基本上把她经历的“四人帮”搞的坏事都揭露出来了。

　　特别是她交代出在1975年“一·二四”、“一·二五”诋毁邓小平抓整顿、整周总理的万人大会以后，毛主席追究了江青等人“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三箭齐发”的事，揭露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在一起，一边谋划如何涂抹录音带，如何修改记录，并拉拢谢静宜说，“这件事你们没有责任”；一边继续在言谈话语中继续污蔑诬陷周总理，怎样想方设法欺骗毛主席的一系列问题。她对这些问题交待得比较具体。我们考虑了这样一种情况：谢静宜在十年内乱之初，还是一个世事都不大懂的小青年，容易上江青这类在身份上和阅历上都跟她相差悬殊的江湖骗子的当，接受他们那一套伪装革命而实质上是败坏革命事业、摧残革命成果的东西。例如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造反有理。可是，毛主席原来的话是“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造反有理”。在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把这个前提抽掉了，变成了凡是对党的、人民政府的、人民军队的领导和干部，都可以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不是反革命吗？而且江青等人那样做，是不分优劣，不分良莠，这还不是“打倒一切”吗？又例如江青他们说的抓叛徒、抓特务。我们暂且不提他们本身隐瞒了自己的叛徒嫌疑、特务劣迹来从事捣乱和破坏活动。仅就他们把被俘过的、被捕过的、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的、懂外语的、与外国人有过来往的同志，都抓起来进行批斗，实施肉刑这种做法来说，简直是把毛主席关于敌占区和白区的工作方针是“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和要打入敌人的各种机关，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以及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争取国内外一切力量，利用国内外一切力量，去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等一系列指示精神都违背了。他们搞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实质上是蓄意对当时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转变了的事实进行抹杀。

　　从当时情况来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成为中华各民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矛盾。在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后，中央决定说服六十一个同志略备手续，出来参加抗日战争。这些都经过毛主席点头同意了。江青等人连这一事实都否定了，无非是想达到诬陷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老干部的目的。有一个人，原来跟六十一个同志是在一起的，当时决定把他留在狱中，以进一步观察国民党监狱内的动向。后来，他也出来了。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却把别人都说成“叛徒”，说只有他是“坚贞不屈”者。这个人自然就成了“四人帮”诬陷别人的“证人”和打手。江青等说的打“黑帮”、打“反革命”、搞“走资派”，是故意混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发展的阶段论，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承认有差别才能发展的理论，而是用貌似革命的极“左”的言词，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心理，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上述所有这些，像谢静宜那样的青年，是难以分辨清楚的，是容易上当受骗的。因此，在谢静宜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方面，有上当受骗的一面。当然，谢静宜也不是完全上当受骗的问题。她所以陷得那么深，还有其本身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原因。这就是她作为一个机要员，却处心积虑地往上爬。正因为紧跟江青一伙，才爬上了全国最高学府的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央委员的地位。她在参与江青搞的许多活动中，要表现得更突出，更凶残，以便沿着江青递给她的梯子往上爬。对谢静宜这样的审查对象，我们建议国家司法机关免予起诉，不给判刑，这体现了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处理“两案”时关于“教育大多数，孤立打击极少数”，对“四人帮”手下分子宜宽不宜严，要重在挽救的方针。这样做，对于彻底分化瓦解江青反革命集团，震动大，意义深。对于谢静宜本人来说，也给她提供了改恶从善、悔过自新的一次机会。对于国内外，也昭示了我们党和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的胸怀和敢于放宽政策改造犯罪者的胆略、说到做到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因此，这样做是有深远意义的。这件事，领导决定由我在第四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的大会上去讲谢静宜的案情和我们处理的意见和建议。

　　那天一大清早，王鹤寿同志叫人把我找到宾馆大礼堂的一处休息室。我见黄克诚同志早就坐在那里了，赶忙上前问好。黄老要我把当天讲的内容先讲给他听。我讲时，他仔细地听着，有时笑一笑，有时又提点意见。最后他说，还是选得好的，如果弄出个普通的人，就起不到从宽处理的标竿的作用了。我在第四次全国“两案”工作会议上讲完后，鹤寿同志说了几句话。之后，大会分小组进行讨论。殊不知，讨论中，与会者都群情鼎沸，议论纷纷。本来，对“两案”犯有错误和罪行人员的处理方针是：教育挽救绝大多数，打击惩处极少数。对这个方针，经过长期说服工作，大家都接受了。可具体一提出谢静宜，就产生不同意见了。省、市、部委的领导同志们，那些无端遭受“文化大革命”摧残的同志们，一个一个发表意见说：“谢静宜都可以不起诉、不判刑，这是从何说起”，“迟谢迟谢，本来就是放在一起的，为什么要分开呀？”有的还在会议休息时间讲风凉话说：“‘四人帮’有几个小娘儿们呀？”有人就呼应说，“一个，就是谢静宜！”提出问题的同志说：“我看(这)一个(小娘们)就应该判，罪行累累么！”面对这一情况，只能再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不仅要做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和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同志的思想工作，还要做“两案”办公室一些同志的思想工作。

　　在紧张工作的1979至1981年的一段时期里，我们几乎每周都要开几次会，白天上、下午开会，晚上还经常加班加点地开会，一个人一个人地讨论，一件事一件事地掂量。那些七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常常一天是三段工作时间。在会上，一般是主要领导同志建议要从宽，其他同志要求从严。老的同志要把建议起诉判刑的人数往下压，中年的同志则主张，减下的人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发言都有根有据，每个人都举出事实，各抒己见。讨论中，大家都从事实、材料出发，谁也不以势压人，不给别人扣帽子。但研究是认真的，讨论是热烈的，争论是激烈的。许多情况下，中年的同志列举一个对象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老人们就说他还做过什么好事，有过什么功劳。中年的同志列举某个审查对象罪行十分严重，老人们就说他还存在盲目执行的方面。双方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有的中年同志为了尽可能地多判几个，重判几个，有时慷慨激昂，很动感情。他们说：“老人家，您知道您是怎么被他们诬陷投入监狱的吗？”“老人家，我可掌握这家伙的全部材料，他常常对被害的老同志向他的打手们布置，要开导开导他。这个开导，就是武斗的意思。”被提问的老人却豪迈地哈哈大笑几声，然后坚决说服大家研究问题、处理问题要从中央的政策出发，不要从个人的感情出发。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有时为了讨论如何处理一个被审查对象，讨论被审查对象的一个问题，竟有争论几个小时、两三场会议的。我自己虽然赞同中央处理“两案”一些人员的方针政策，其实在有的具体问题上，我还是属于少壮派。例如有一位体育冠军，人们都知道他是周恩来同志一手扶持起来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与江青打得火热。在社会上，人们非常恨他。中国人民对这种忘恩负义之人，是极端鄙视的。我对他也有这种情绪。可是王鹤寿、黄火青同志却认为，他几度当冠军，对国家荣誉还是做出过贡献的，要建议免予起诉，不要判刑。我们不同意，就跟老人们吵，老人们则力图说服我们。为此在会上常常争执不休。我是中央纪委派到二办的干部，黄火青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对我比较客气。我们虽然争了，但他说不服我，就笑一笑。王鹤寿同志可不同，他同我争了几次，就有点急了。有一次，他有点生气，就说：“不管怎么样，他是当过几次世界冠军的，这就是贡献。”我随口说：“他第二次当冠军，是别人让给他的，这个让给他的同志才是高风亮节。”这一下把鹤寿同志弄火了，他说：“那你去替我拿两个冠军回来看看！”搞得我与他最后有点不欢而散的味道了。后来，我当然还是听了他的。处理结果也证明效果是好的。

　　我讲这个事情的意思在于：第一，毛主席关于审查干部，不要看一时一事，而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是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可惜，在老人家生前，从反右派开始的历次运动中，并没有完全执行这一方针，所以造成了扩大化，甚至完全错了的情况。在老人家身后，在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中，我们却执行了这一方针，教育挽救了绝大多数可以挽救的同志，把敌人孤立、缩小到了最小的范围给予打击。第二，在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工作中，的确是发扬民主的。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进行讨论，进行争论，对事不对人，不伤和气，不影响同志之间的感情。大家都对事不对人，不管发表的意见最终判定是错是对，真正做到了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谁讲了自己的意见，对则取之，错则弃之。亦对亦错，则取其对者，弃其错者。大家没有伤人之心，也没有被伤之虞，说错者也顶多是受了某种思潮的影响，说过了也就算了。这才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么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记得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是否应建议司法机关判几个死刑、立即执行的问题，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行过讨论。从我们掌握他们的罪证材料来看，一些人的确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的，我们判其死刑也不过分。但王鹤寿主张，要按照“一个不杀”的方针来处理。王鹤寿等老同志都是“四人帮”的直接受害者，但他们为了坚持中央的方针，却毫无个人情绪。这就比较能说服大家。但说服工作也相当艰苦，得相当具有耐心。

　　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主持工作的负责同志，对于审查中询问被隔离审查对象的工作，过问是很细的。王鹤寿同志不仅在我们对被审查对象的每一轮询问以后都要看笔录。他还要把绝大多数的笔录送给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审阅和提意见，请中央领导作出指示。中央领导人也很关注审案工作，他们要听审案工作汇报。他们特别对我们如何执行中央政策，十分关注。有一次我们在城外工作，领导同志看见管理部门的一个简报，反映在午夜十二时后还在谈话，立刻电召负责审理谈话工作的我，马上专车进城，进行汇报。他担心我们对江青集团的那些人也采取了他们整我们干部的办法，白日黑夜进行了轮番谈话，搞疲劳轰炸。对这件事，我们当面负责地向领导作了说明，我们工作人员是一日夜主动安排三段工作时间，而被审查对象一日夜一般是一段时间，偶尔有两段时间，绝无三段时间之事。如发现审案时间过头，我们甘愿领受处分。我还说：“其实，他们在那里很寂寞，是很愿意我们找他谈话的。你不信问问管理部门的同志。”王鹤寿同志听到这里，才满意地笑了。

1980年，中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与中央政法小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把“两案”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江腾蛟、王维国、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共十一人，逐步移交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审理，起诉判刑。其中没有一个建议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两案”审理领导小组领导同志决定由我在联席会上进行全面汇报。彭真同志对我汇报中提出的两个问题特别重视，一是毛主席是否在1967年至1968年间，就有意结束“文化大革命”，后来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说过一些过头的话，也就难以收拾了。二是毛主席是否在康生、江青他们搞出污蔑、诬陷刘少奇同志的材料以前，说过刘少奇以后还可以当中央委员。我当面回答了彭真同志的询问，一是毛主席提倡搞“大联合”，“三结合”，以革命领导干部为骨干，就是要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二是毛主席的确在江青、康生他们搞出的污蔑、诬陷刘少奇同志的材料之前，说过刘少奇以后还可以当中央委员。彭真同志要我查出有关材料送给他。会后，我们查出了有关材料送到彭真同志处。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中，共查阅了一百多万件材料。据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和九十一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门以及军队系统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立案审查了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十七万七千七百八十名，其中地、师级干部三千一百七十五名，省、军级以上干部一千一百零六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依据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既审理清了一些主要对象的严重罪行，又照顾到“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赢得了全国、全世界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