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发生了变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思想。

　　　  “十五大”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施了“扩大内需”的方针，适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然而，随着经济体的不断壮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到了“十六大”，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是：

　　　  第一，能源问题。中国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十五分之一左右。而且，由于体制原因，中国煤炭产业生产能力后劲严重不足。同时，中国的能源利用率也很低，只有32%左右，比发达国家低了10个百分点，差距很大。中国的核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很大。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高达76%和68.9%，是世界上煤炭比重最高的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煤炭消费占26.5%）以及工业化国家（煤炭消费占21.4%）的能源结构相差甚远。煤炭比重过高，使中国能源系统效率明显降低，环境压力巨大。除了煤之外，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消费总量至少是2002年的2-5倍。但国内所能提供的能源供给量却难以与之匹配。中国从1993年已经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进口量从1993年的988万吨增加到2002年的7000多万吨，年均增长近25%，对外依存度也从6.4%上升到30%。随着每年中国石油进口量的增加和缺少石油战略储备，中国很容易受到全球原油价格变化的影响。2001年，中国原油进口来源于中东地区的占56%，来源于非洲地区的占23%，来源于亚太地区的占14%，来源于欧洲地区的占7%。由于石油天然气资源的集中分布和垄断，石油消费方对国际石油的高价位难以施加影响。中国继续增加石油进口必须承受高油价的不利影响，而且还要在石油战略储备等石油安全措施方面付出更多的代价。石油短缺将是中国未来一段历史时期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

　　　  第二，人口和粮食安全问题[1]。中国具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的大小本身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并不具有意义。但在与其他要素的相互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目前，虽然中国仍然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着人口快速增长，但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上，中国的人口数量增长也是很客观的。人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会增加到16.5亿人。这样多的人口会使人均资源拥有量更少，会使粮食的生产和供给面临困难。另外，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老龄化社会。除此之外，虽然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贫困人口的数量还不少。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在未来几十年内，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将会发生剧烈变革，这种变革对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状况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中国粮食需求将超过供给的增长，粮食自给率下降，贸易依从度上升。不仅如此，中国粮食供求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既包括工业化进程中农业生产对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不适应，又包括区域间粮食供求的平衡，还包括粮食市场和价格波动对轻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等等。除此之外，面对日趋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国粮食生产、流通、贸易又面临着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的约束以及由此速带来的对国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政策的冲击。总之，今日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温饱问题已居于次要位置而不再可能对粮食安全构成重大影响，相反，结构问题、效率问题以及国际贸易中的风险问题则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变化预示着中国粮食经济中仍然潜伏着许多不安全因素，并且这些不安全因素将呈现出更大的不稳定特征。

　　　  第三，环境问题。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变动，中国必将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在这个增长期内，第二产业会加速发展，工业结构的重化工业特征和技术升级特征明显。在这种条件下，能源的需求势必大幅度增加。这会导致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环境保护的压力加大。目前，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另外，环境污染还从城市向农村扩展。近十年来，中国使用农药防治虫害效果显著，每年使用农药面积为23亿亩次，每年化肥施用量达2930万吨，但农药、化肥有效施用率仅为30%（仅为国外先进农业区的1/2），其余都挥发到大气中或随水流入土壤和江河湖泊，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全球环境正在急剧恶化，臭氧层破坏、热带雨林消失、温室效应和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正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给人民生活和健康带来严重威胁。据估计，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元，占中国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的9%左右。环境污染严重，主要是三个原因：一是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一些地方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三是环境保护执法不严，监管不力。

　　　  第四，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问题。中国城乡差距在“六五”期间，由于农民收入的快速增加而有所减小，但随后的“七五”、“八五”、“九五”，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表9-1）。为了减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中国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等战略。但是，地区差距还是存在的，而且其结果表现为进一步拉大（表9-2）。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据世界银行估计，198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28，1990年上升为0.35，2001年为0.45。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研究，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差距已由1988年的0.382上升到2002年的0.454。全国居民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差距更大，已由1995年的0.40上升到2002年的0.55，其中土地财产、房产和金融财产分布的不平等程度还要高（表9-3）。

　　表9-1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变化：1978-2000

年份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额（元）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倍）
1978	133.6	343.4	209.8	2.57
1980	191.3	477.6	286.3	2.50
1985	397.6	739.1	341.5	1.86
1990	686.3	1510.2	823.9	2.20
1995	1577.7	4283.0	2705.3	2.71
2000	2253.4	6280.0	4026.6	2.7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5》，第102页。

　　表9-2 东中西部地区差距变动：1980-2002

地区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02年
东部	50.2（134%）	51.5（137%）	57.3（147%）	57.9（154%）
中部	29.8（88%）	28.3（83%）	25.6（78%）	24.7（74%）
西部	20（70%）	20.2（71%）	17.1（61%）	16.9（59%）

　　　  注：表中数据为占全国GDP的比重（单位：%），括号内数字为占全国人均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表9-3 居民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1995年和2002年

	城镇		农村		全国
	1995年	2002年	1995年	2002年	1995年	2002年
总财产净值	0.52	0.48	0.33	0.40	0.40	0.55
其中：土地价值	--	--	0.37	0.45	0.55	0.67
其中：金融资产	0.60	0.60	0.62	0.68	0.67	0.74
其中：净房产	0.82	0.54	0.47	0.54	0.64	0.67

　　　  资料来源：转引自李实、魏众、丁赛：《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05（6）。

　　　  第五，深层次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中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尤其是政府的机构改革以及职能转变。如何定位政府的职能以及如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容，既实现政企分开、官商分开，也能够保证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顺利推进，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经过“十五大”以来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升级，人们不希望政府既当裁判员，也当运动员，不希望政府过大过多干预经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也在不断弱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要求政府应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应该主要靠居民的消费结构拉动，而不是政府支出的投资推动。从国际背景上看，加入WTO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与世界接轨。这其中就包含着政府职能的接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职能不是替代市场，而应该是辅佐市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若要进一步深入，需要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机构改革以及职能转变。 

二、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