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

　　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财源增加的同时，就财政工作来说，重心转为如何有效组织财政收入和合理开支，在做到财政基本平衡的前提下，使有限的财力发挥出最大作用。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加强税收征管。1950年实际收入与预算收入相比，工商税增加62.36%，农业税增加17.44%；1951年的实际收入与预算收入相比，工商税增加125.65%，农业税增加18.04%；1952年的实际收入与预算收入相比，工商税减少4.91%（主要受“三反”、“五反”运动影响，预算收入估计过高而同时私营工商业萧条和市场呆滞），农业税增加6.88%。

　　2.加强国营企业的财务管理。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加强了对国营企业、供销合作社和公私合营企业公股的管理，通过实行“现金管理”、“清产核资”、“增产节约”、“三反”“五反”等运动和措施，加强了国营企事业单位财务收支的规范化、合理化，增加了收入，减少了浪费。1950年的实际收入比预算收入增加60.2%，1951年增加203.9%，1952年增加25.45%。同时尽可能地堵塞漏洞、挖掘潜力，开辟税源，以增加收入。1951年财政收入比1950年增加104.63%，1952年财政收入又比1951年增加38%。

　　3.借债（公债和外债）。建国初期，由于百废待兴，开支浩大，而财政收入又因经济尚未恢复不可能迅速增加。是继续靠增发货币实行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弥补赤字，还是靠发行公债来缓解财政困难？1949年12月，陈云向中央人民政府说明了发行公债于国于民都比增发货币利大的理由，于是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于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项公债分两期发行，每期发行2亿分，以实物计算，年息5厘，分5年还清。公债发行，采取按大行政区城市的多寡、大小、人口的多少以及政治经济情况分配推销任务；公债推销的对象，主要放在城市工商业者和殷实富户方面。这次公债发行和的突出特点是，购买和偿还都以“分”为单位，折实计算。每分折合实物为：大米6斤、面粉1.5斤、白细布4尺和煤炭16斤。由于人民认购热情高，第一期公债发行即超额完成任务，达到原定两期发行额的70.4%。1950年3月以后，国家财政收支趋于平衡，原定的第二期公债就没有发行。在国内发行公债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得到了苏联政府的贷款支持，贷款额为3亿美元，年息1%，5年内以机器、设备和器材按国际市场价格分批供给，作为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之用。中国则在10年内分批偿还。政府以举债的方式缓解财政困难和建设资金的不足，这个时期分寸把握的较好，效果也很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从1950年到1952年，财政总收入达到382.05亿元，其中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和折旧基金为96.5亿元，占25.3%；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贷款为20.98亿元，占总收入的5.5% ；各项税收达227.8亿元，占总收入的59.6%；在税收中，农业税为67.2亿元，占总收入的17.8%，工商业税为132.56亿元，占总收入的34.7%。

　　在财政支出方面，一是采取“削萝卜”办法，压缩行政经费。1950年6月以前的解放战争和6月以后的“抗美援朝”，使国防费用在财政支出中占很大比重，这是恢复时期财政支出的一个特点，因此也自然会影响其他方面的投入。但是由于政府通过中央集权和政治动员，大力压缩行政管理费用，结果减少幅度大于军费开支的增长幅度，因此这个时期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投资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财政收支仍然实现了基本平衡、略有结余。

　　二是在经济建设投资方面，量力而行。195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拨款12.5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8.35%；1951年拨款27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2%；1952年拨款46.7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6.53%。上述投资的使用方向，则是按照分别轻重缓急、恢复为主，新建为辅，交通、水利优先、工业建设次之，重工业优先、轻工业次之的原则，使有限的财力发挥最大的效用。在工业投资方面，国家重点恢复和发展了基础较好的东北和沿海城市工业。三年里，国家共投资工业26.9亿元，其中生产资料生产的投资为21.6亿元，占80%，消费资料生产的投资占20%。

　　三年恢复时期，国家财政总收入为382.05亿元，总支出为366.56亿元，结余15.49亿元，实现了财政收支完全平衡，并略有结余的目标。在此期间，国家财政有力地保证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力地保证了市场金融物价的稳定。同时，国家还不失时机地进行了重点建设投资，基本建设拨款为86.21亿元（重点是水利和铁路交通事业），占三年财政支出总和的23.5%。这些投资不仅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巩固和扩大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提高了国营经济向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比重。1950年国营经济向国家提供了21.75亿元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33.4%；1951年则提供了59.74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47.8%；1952年又增加到101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8.1%。

　　（二）金融业走上正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共和人民政府仅用3年的时间，就彻底改变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货币混乱、投机盛行、金融崩溃的局面，建立起货币统一、物价稳定、金融业直接由国家管理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金融体系和良好的运行。在恢复时期的三年里，政府除了在金融体制方面进行了上述的改革和建设外，还通过以下几项工作，奠定了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基础。

　　 　1. 存贷业务纳入国家计划。

　　　  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不需要通过超发钞票来弥补赤字，使得新中国的金融事业也可通过逐步整顿，彻底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远离生产、以金融商业投机为主要业务的畸形和病态。

　　　  1950年7月以后，国家银行已经控制了全国存款总额的90%，贷款总额的97.7%，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除了国家银行的贷款方向以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市场稳定为目标外，对于比重不大的私营行庄贷款，国家还采取了“联营”、“联放”、提供优惠等办法，鼓励其投入生产事业，到1952年底，国家通过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将私营行庄全部改造成为一个公私合营银行，实行统一管理，使银行信贷完全纳入国家的计划。

　　　  2.加强外汇管理，实现外汇收支平衡。1948年12月1日人民币发行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人民币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大，每个城市解放后，人民政府都立即禁止外币和港币在市场上流通，结束了旧中国近百年来外币在国内市场上自由流通的局面。与此同时，为了贯彻“内外交流”和“统制贸易”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政策，国家一方面对进出口贸易实行“结汇制”，规定中国银行为国家经营外汇的唯一指定银行，实行场内交易；另一方面，鉴于当时各地区物价水平不一致，各地区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中央统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的汇价为标准，再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公布各自的外汇牌价。1950年7月，由于统一财经和物价稳定，人民币实行了全国统一的汇价，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

　　　  由于国家加强了外汇管理和实行灵活的汇率，达到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吸收侨汇的目的，并使国家的外汇收支实现平衡并略有结余。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三年的努力，新中国的国际收支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发生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根本性转变：（1）从负债到盈余。过去连年负债，最高赤字曾达56.2%，新中国则连年结余。（2）由萎缩到恢复。过去收支总量年趋萎缩，新中国则年年累增。（3）从消费到建设。过去外汇用于建设物资与消费品的进口比例为2：8，新中国则为8：2。（4）从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到社会主义货币体系。1952年对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经济国家的收支比重已占全部国际收支比重的65%以上。

　　表1-4　  1950年至1952年国际收支情况：[19]　　　　　　　　　　  　　 单位：美金 万元

　　　  3.率先完成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旧中国的私营金融业受长期通货膨胀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环境的影响，呈现畸形繁荣。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金融业属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应该由国家来经营，因此对私营金融业采取了限制和逐步改造的方针。各地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为了打击投机、稳定市场，对于参与金融和商业投机的私营金融业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取缔了地下钱庄和非法金融机构；同时，鉴于许多私营行庄资力和信用下降，为降低金融风险，要求依法经营的银行钱庄达到政府规定的资本额，凡不足者，必须按期增加资金。到1949年底，通过行政手段和增资验资，淘汰了一批资力小、信用差的银行钱庄，使全国私营行庄由解放时的1032家减为833家，并堵塞了私营行庄直接从事金融投机和商业投机的途径。到1950年6月，又经过“统一财经”有关措施的淘汰，私营行庄已由解放时的1032家降为387家。国家银行和公私合营银行已经掌握了存、贷、汇的绝大部分业务。

　　　  1952年“五反”运动以后，私营行庄普遍亏损，入不敷出。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认为改造私营金融业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采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方式，对私营金融业实行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资产能抵负债的私营行庄取消原名号，与原有的公私合营银行一起，于1952年底合并组成一个公私合营银行。经过改造，金融资本家将其行庄的经营、财务、人事“三权”交给国家统一管理，由国家视其能力安排工作和坐拿定息。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也为后来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提供了榜样。

三、内外贸易的恢复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