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贸易的恢复

　　1950年夏秋，国家不仅通过国营商业机构和供销合作社大力收购农民的土特产品，而且还采用鼓励私商下乡、鼓励出口、鼓励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等办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当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强调指出：“扩大农副土特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的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扩大农副土特产品的购销，是目前中国经济中的头等大事。”[20]与此同时，国营商业机构还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办法维持或扩大城市私营工业的生产。1951年，中共中央又将“城乡交流”摆在当年国家财经工作六项要点的第一位，要求“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21]从1950年至1952年，商业贸易贷款在国家银行贷款额中所占比重始终最大。

　　表1-5 国家银行商业贷款增长情况（单位：亿元）[22]

　　　  城乡交流的扩大，不仅刺激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而且扩大了城市工业品的需求，刺激了工业、尤其是轻工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走上良性循环轨道。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副产品的采购量迅速增加，1950年为80亿元，1952年即达到129.7亿元，增长62.1%；农民的净货币收入，从1949年的68.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27亿元，增长86.7%，农民购买力提高近80%。[23]作为商品化、货币化受到严重破坏、程度很低的农村，上述恢复发展速度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意义重大，但是过去的研究多忽视了这个因素。

　　　  由于政府高度重视商业和市场对经济恢复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仍然以市场为基础，因此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与商业的繁荣呈现出相辅相成的正相关关系。1950年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70.56亿元，1951年增长为208.84亿元，1952年增加到246.88亿元。三年中，商业社会总产值由1949年的68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13亿元，增长66.2%；商业部门上缴国家财政的收入，也由1950年的10.7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41.73亿元。[24]

　　　  在物资储备方面，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也由物资匮乏转变为基本建立起主要物资储备制度。下面是1952年底全国5种主要物资储备情况（不包括国家储备和外贸部出口储备）：[25]

　　表1-6 1952年全国5种物资储备构成

　　　  （二）对外贸易的恢复发展

　　　  早在建国前夕，出于政治同盟、国际战略考虑和苏联承诺援助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决定未来新中国的对外贸易重心要逐步由旧中国的以西方国家为主转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4月签订的中苏两国贸易协定和苏联向中国贷款的协定，立即使1950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在中国大陆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第三（第一为香港，第二为美国）上升为第一。其后，中国又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西方的“封锁”、“禁运”，中国大陆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发展更快。中国不仅扩大了与苏联的贸易（进出口总额比1950年增长138.9%），而且又与朝鲜、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蒙古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到1952年，中国与苏联、东欧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总额已占中国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的81.26%。

　　　  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新中国在迅速扩大与苏联贸易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因为就贸易的互补性来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互补程度超过了苏联东欧国家。1950年上半年国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利用中国与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贸易关系和进出口产品的互补性需求，大力开展对西方的贸易，即使到1950年12月初美国宣布对中国大陆实行严厉的“封锁”、“禁运”，并冻结中国大陆在美资产后之后，中国仍然努力打破“封锁”，开展贸易，为此采取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为避免损失，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方式由“结汇”改为“易货”，实行“先进后出”，保证贸易不落空；二是采取“抢运”、“抢购”措施，抓紧抢运已经购买到手的进口货物，用手中积存的外汇抢购一批国家急需的战略物资和工业器材；三是采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办法，积极开展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贸易和与西方国家的民间贸易。

　　　  上述三项措施取得了巨大成效。通过积极开展与西方国家的“易货贸易”，中国用国内积压的冷货（即国家贸易部门制定的出口货物附表中的“丙类”物资），换回了热货。据天津、青岛口岸的统计，1951年由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物资中，甲类物资占89.5%，乙类物资不到9%，丙类物资约占2%；而同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物资中，甲类物资占29%强，乙类物资占35.7%，丙类物资占35%。在“抢运”、“抢购”物资方面，到1951年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法案时，中国大陆已经把积存的外汇全部用出，既把1950年定购的进口货物绝大部分抢运回来，又购进了大量的重要物资，使1950年的进口额大幅度增加。在积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方面，1952年与锡兰（今斯里兰卡）签订了“米胶贸易”协定，用锡兰短缺的大米换取中国急需的橡胶，打破了西方禁止向中国出口橡胶的局面。在此前后，中国还与印度、缅甸、印尼、巴西、智利以及瑞士、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家开展了政府间的贸易往来。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又逐渐回升，到1953年，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长了两倍多。

　　表1-7 1950-1952年中国大陆进出口贸易增长情况[26]

　　　  从进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可以看出：第一，当时我国还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在出口产品中，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占相当大的比重，1950年为90.7%，1952年仍为82.2%；在出口的工业品中，初级产品也占绝大部分。这种出口结构使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不利和软弱的地位。第二，从进出口来看，统制贸易体制的好处远大于其弊病，一方面它有助于突破西方的“封锁”和“禁运”，减少由其带来的不利地位和损失，扩大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它可以将有限的外汇用于急需恢复发展的工业和国防方面。与此同时，还应看到，西方的经济封锁和由此导致的外汇紧张，对中国以后走上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和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也起到了促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