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整顿党的农村基层组织

　  由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在抗战胜利前后发展迅速，到1947年，已经从七大召开使的121万发展到270万。这些新党员，尤其是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党员，是在战争和土地改革激烈进行的条件下加入的，一些流氓无产者的思想作风和习气被带进党内，农村基层组织中思想作风不纯和成份不纯的问题比较严重，这也在土地改革中明显暴露出来。

　  早在1945年4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幺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41]

　  1947年3、4月间，刘少奇率领中央工委自陕北向河北转移的过程中，一路调查晋绥、晋察冀解放区的工作，听取了康生、陈伯达率领的中央考察团对晋绥土改考察的报告。上述报告对以往减租、土改的成绩估计不足，并将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归结于基层干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正。这些对后来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专门讨论整顿党的组织和农民组织以及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全国土地会议认为：在解决了土地改革政策不彻底的问题之后，“整编队伍就成了首要的关键。队伍有两个，一个是党的队伍，一个是群众的队伍，而决定的一环首先是党的队伍，即群众的参谋部。”“整党的任务就是提高党的纯洁性，克服组织不纯，克服地主富农思想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党内阶级观点、阶级路线的模糊等。”[42]“需要普遍地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整顿党的组织，弄清楚共产党究竟是代表谁的利益的。”[43]因此会议决定，整党必须与土改结合进行。

　  主持全国土地会议的刘少奇在向中央反映各地汇报情况会议时说：“党内及干部中严重的不纯洁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及缺乏具体思想教育，是晋察冀及其它地方土地改革不彻底与工作落后的基本原因。在晋察冀（晋绥亦大体相同）党、政、民县以上干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区、村干部及支部党员中农是主要成分，其中地主、富农成分直接间接占统治地位者不少。”[44] 7月30日，刘少奇指出：晋察冀在土地改革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要是政府机关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土地改革就一定搞不好。对此，除搞通思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同时强调这些问题的性质还是党内问题，要当作党内问题来解决，不要打人。一打就秩序混乱，就没有民主了，要订出纪律。

　  8月20日，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党内不纯洁是土地改革不彻底的三个原因之一。报告认为：抗战期间发展党员没有强调成分，没有强调阶级教育，而且是大量的发展，很多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吸收了很多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相反，对吸收贫农入党，有些地方根本不注意；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在领导机关中、特别是县以上的领导机关中占了优势，并在党内形成熟视无睹的状态。所以，必须对地主、富农站在党内反对土地改革的情况引起严重注意。要整编队伍，首先从党内整起，提高党的纯洁性。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著名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再次重申了整顿农村党组织的必要性：“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一年时间内，我们的党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这使我们有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领导一万万以上人口的解放区和二百万人民解放军。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趁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45]毛泽东还强调说：“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46]

　  关于如何整党，主持全国土地会议的中共中央工委提出整党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阶段是“由上而下”，即“决定各区首先由上而下进行，召集各级干部大会，查阶级、查思想，宣布平分土地政策，总结过去土改经验，进行打通思想、调换干部，整理组织及规定纪律诸项工作，以便在党内去掉平分土地的障碍”。第二个阶段则是“由下而上”，即“在平分土地之后，再实行农村民主运动，由下而上整党整政，召集村农民大会及区、县、省、边区各级农民代表会，由群众审查并改选各级干部，公开党员及党的支部，建立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并建立各种经常的民主制度，反对官僚主义。”按照当时的估计，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春耕以前，即可以完成由上而下的整党和平分土地，以后再用三四个月完成第二阶段的“由下而上”的整党。[47]

　  9月28日，中共中央工委在给热河分局的电报中再次明确了整党的步骤：“首先由上而下整，召开各级干部会，打通思想，整顿组织，查阶级、查思想，调换那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及妨害土改的干部，并定出严格的纪律以便制裁一切反对与阻碍土改的分子，只有如此，取得全党思想上组织上的一致，才能集中全力去团结与发动农民，以贫农雇农为骨干联合中农实现平分土地。在平分土地以后，再进行农村民主运动，由下而上来改造与整顿党政，建立各种经常的民主制度。”[48]关于第一阶段的整党，10月18日，刘少奇在给彭真的信里又说：“整党的具体目标，也是为了使党能正确地领导农民去解决土地问题，平分土地，暂时以不旁及其它为好。因为在平分土地中，问题还是很多的，不要疏忽。另外，在平分土地后，是还要来一次整党的，故党内许多问题还可到那时去解决，也以到那时去解决为适宜。现在只以除去平分土地中的党内障碍及破坏因素为目标。”

　  由于全国土地会议对农村党内不纯问题的估计过于严重，也由于缺乏农村基层整党经验，因此一开始曾经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1948年1月18日，刘少奇在致毛泽东的电中推荐了晋察冀平山县把土改与整党民主运动相结合的成功经验。2月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指示，要求“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与党的会议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实行这种方法，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上级党的领导的健全，一个是本支部要有几个好的党员骨干。如果某些支部确已为坏分子所统治，甚或全部为坏分子所盘踞，没有好的党员骨干，无法进行改造时，就应解散这个支部。上级领导者就应超过该组织，直接动员群众，依靠贫农团、贫雇农小组及农会，领导土改和生产。这样经过一个时期之后，重新吸收党员，建立支部。” 《指示》还提出：整党工作“以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对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为最健全的方法”。并介绍了平山县的经验。[49]

　  当时农村整党的内容为“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主要是清理党内的地主富农和坏分子、克服地主富农思想的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

　  关于党员的出身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相比，明显地强调要关注。这显然与开展彻底的土地改革有很大关系。刘少奇在1947年10月给彭真的信中解释说：“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群众，并不是唯成份论者。我们现在有完全的必要强调社会阶级成分，因为现在党员的社会成分正影响我们政策的执行及党的进步。但我们必须防止不正确的唯成份论的产生。”[50]

　  关于如何认识“成分不纯”和整顿好农村的支部，1948年7月彭真代表中央在华北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较好说明：“什幺叫做成分不纯？……有些同志只是简单地看党员原来的社会成分，以为原来社会成分不好的党员，入党后不管他们的思想是否已经无产阶级化，都是成分不纯。这是错误的。我们所说的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并不简单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或富农，而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代表着地主阶级或富农阶级来反对农民的利益。”针对某些地方“群众要怎幺办就怎幺办”的现象，彭真提出：“农村一般支部的整顿，必须通过支部内在的自觉的运动，即必须有支部内部的积极分子与较好分子作领导骨干，并在支部内部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展开正确因素与错误因素、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之间的斗争，才有可能整好。把党的支部公开，并且依靠劳动群众的帮助，来整顿党的队伍，有极大的意义。但是，对于一般支部与党员来说，群众的帮助乃是一种辅助的力量，而不是主力。”[51]

　  二、关于建立乡村民主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