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1992～2006年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这个阶段，一是我国实现了由长期的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向供大于求（买方市场）的转变，供求关系在1997年发生了40多年来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开始由过去的供给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变。二是城乡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城乡之间、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低收入者收入增加缓慢； 三是我国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市场化深化阶段，随着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等改革，过去许多由政府“包下来”或提供补贴的福利和保障，开始由个人承担。因此，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就呈现出与前一阶段完全不同的关系：在微观经济方面，主要不是依靠收入分配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是依靠减员增效、降低工资成本来提高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这种情况在居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必然会抑制需求，因此，就企业来说，扩大和利用国外市场就成为自然和不得不的选择，这个阶段，尤其是1997年以后的“内需不足”和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即是证明。在宏观经济方面，这个阶段收入差距的拉大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固然从总体上说抑制了“内需”，但是一方面，少数人迅速富裕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汽车、住房、旅游等需求旺盛（因为毕竟人口基数大），另一方面，“内需不足”和向外寻求市场的竞争压力，则对企业投资产生了积极的刺激作用。

　　这两种刺激的结果，就是政府和民间的投资都是居高不下。当然从功能和效益出发，政府投资一方面体现在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为国有银行注资、核销坏帐、剥离不良资产方面。而民间的投资则主要体现在企业规模扩张、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因此，这个阶段，积累率不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而下降，反而有所提升，特别是2003年以来的3年里，资本形成率持续提升到40%以上，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投资拉动型和生产资料内部循环增长的“重化”特点。

　　但是，这种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条件下的收入差距拉大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虽然可以维持甚至提高积累率，并给企业造成竞争压力，但是却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并对社会持续、稳定、和谐发展非常不利；并且这种利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压低工资、是不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也是与未来发展不相适应的，因为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是人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另外，依靠扩大对外贸易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毕竟是有限度的，到2005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63%，这不仅会受到外国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国内资源和环境的制约。而这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在经历了1992年以来14年的发展，已经显现出来。这也是自2003年以来党和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免除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扩大社会保障等重要思想、政策和措施的缘由。

　　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就收入分配问题作出了如下决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通过扩大就业、建立农民增收减负长效机制、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举措，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健全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地区津贴补贴标准，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实行符合事业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企业工资分配调控和指导，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确定管理者与职工收入合理比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调整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完善并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保障所有者权益。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征管和调节。”

　　第四节  收入分配演变的历史启示

　　纵观56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变化的轨迹，可以看出，它经历了一个由旧中国收入水平极低、分配极不平等通过革命手段达到过度平均，然后又由这种过度平均通过改革走向拉开收入差距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而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后28年。从这个演变历程看，收入的平均程度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观念、战略、政策变化；二是不同时期积累与消费、公平与效益主次变动。而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发展绩效的关系，则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1992年以来的历史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证明，收入差距过大会大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近几年我国居民新增储蓄额一直居高不下和消费需求不断下降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消费倾向高，由于社会收入过分集中在高收入阶层，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就会下降，就引起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形成“生产过剩”，并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利润率下降，下岗失业增加，导致通货紧缩，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危机和和“凯恩斯主义”在战后发挥作用即说明了这一点。同样，我国目前出现的“产能过剩”，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普通工人（包括农民工）收入低并且长期收入增长缓慢，虽然在一定时期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出口（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但是从长期看，却是不宜持久。一是这种竞争力会遇到外部世界的双重阻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成本的竞争和发达国家的所谓反倾销限制）；二是不利于扩大内需，即国内市场；三是这种低劳动成本实际上降低了企业依靠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的动力，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四是不利于中华民族教育和卫生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可持续发展不利；五是不利于社会安定和和谐发展。

　　在今天，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基础、要素决定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经济体制，而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多、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政府必然会发挥作用，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发挥作用，怎样在推进整个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又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起到保护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和谐发展的作用，应该是未来一个时期的重中之重。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有能力来调控收入分配的。从最近制定的“十一五”规划看，我国已经进入了调整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关系的新阶段。扩大国内需求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成为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手段，而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则可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