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其前后的各项改革，标志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城乡关系来说，也标志着旧中国“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关系的结束，以及民主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历史使命的完成。“城乡互助”作为基本经济纲领被列入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中。因此，当民主革命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城乡经济关系的焦点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发展农业，在耕地少人口多的条件下，来解决中国的吃饭和为工业化积累资金问题，因为农业是一切经济发展的基础。二是如何协调城乡经济关系（包括工农关系），使落后的农村经济与先进的城市经济共同发展，快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前一个问题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而后一个问题则成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需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好上述两个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49～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农民和乡村对工业化和城市的支持，主要是通过提供农业税、低价的农副产品（通过统购统销和剪刀差形式），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提供农业产品的剩余来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和降低成本。当然，也有部分农村人口通过上学、参军、有计划的招工等形式转到非农产业，但是这种转移人数非常有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2003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乡“二元经济”的解体，农民和乡村对工业化和城市的支持形式，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随着统购统销的废止和农产品的市场化，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农业剩余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的比重越来越低，而通过农民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乡村资源（资金和土地等）来支持工业化越来越成为主体。2004年以来，根据中共中央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新认识，中央政府对城乡关系作了重大调整，使其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城乡经济关系

　　在1949～1978年间，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农业快速发展并为工业化奠定基础和提供保障。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贫穷落后，也才能最终解决农民问题。因此，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采取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即依靠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来推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由此导致了农村经济体制和城乡关系的变迁，逐步建立起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和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体制。由于前面一章中已经论述了服务于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农村经济体制形成和决定了城乡关系走向的工农业关系，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只是着重论述以下三个问题。

　　一、旧中国遗留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城乡互助”方针的提出

　　中国古代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经济，虽然也有城市经济，但是，这种城市经济与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城市经济本质上是不同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和国内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现代城市经济。但是，这种现代经济在城市的畸形发展，更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经济的差距。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分析中国的国情和未来的基本方针政策时即提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部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部分之九十左右。”“中国还有大约部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

　　针对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城乡互助”的基本经济政策。

　　东北地区是我国城市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最早全境解放的地区，因此东北解放区也最早遇到如何处理城乡关系的问题。1948年8月，东北局在东北即将全境解放，城市全部回到人民手中的背景下，召开了“东北城市工作会议”，张闻天在会议结论中提出：“过去我们说，城市要为乡村服务。现在我们要增加一条：乡村也要为城市服务。就是说，城市和乡村要互助合作。这同旧的殖民地的城乡关系有根本的区别。那时是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农民害怕城市，仇恨城市。……但是，一般地说城乡互助合作还不够。还应该指出，城市对乡村起领导作用，城市领导乡村。城市在城乡互助合作中领导乡村，其实质就是：工业与农业并重，工业领导农业；工农联盟，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城市代表更高的生产力，代表工业、技术、科学与文化。城市代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因此，它应该而且有资格领导乡村。”

　　1949年1月3日，新华社在题为《按照新的情况制定今年的农业增产计划》短评中提出：“十年来在紧张的战争中，重要城市和近代化的工厂多被敌人占领。因此我们的农业生产，便与城市人民及城市工业逐渐隔离。且因敌人分隔封锁，运输调剂困难，而形成了地方性的自足自给状态。现在情况已经变化，这种地方性的自足自给状态必须适当地迅速地改变，必须使乡村与城市相结合，农业与工业相结合，否则我们的经济建设便不可能前进一步。”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提出：“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等新问题。我们要以城市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就要想到、照顾到这种种问题，‘单打一’ 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 

　　“城乡互助”思想包含于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政策中。由于上述16个字包括了四个方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个对象：即公方(指党、国家和集体)、私方(指私营经济和个人利益)、工人、资本家、城市、乡村、国内、国外，因此又被简称为“四面八方”政策。“四面八方”十六个字，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经济政策的语言凝练和内容高度准确的概括，言简意赅。1949年9月，它被写入《共同纲领》，在建国前后的城市接管、恢复发展生产、建立新经济制度和新型对外经济关系方面，都起着指导作用。

　　“四面八方”政策的提出，就目前看到的资料分析，是在1949年3月至4月间，由毛泽东将朱德、刘少奇等同志的思想和提法归纳而成的。目前看到的毛泽东最早的论述，是1949年4月15日毛泽东接见陶鲁笳等人的谈话：“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从“四面八方”十六字政策的内容来看，它是在前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基础上，根据东北、平津解放以后的新形势演化而成的。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1949年1月，北平和天津解放，此时的解放区拥有了大批城市，一方面，过去共产党长期在农村而国民党长期控制城市的城乡对立格局发生根本变化，解放区干部和农民思想上需要转弯；另一方面，外国商人和国民党统治区商人都希望与解放区做生意，解放区为了迅速恢复生产，也需要与外国和国统区进行经济交流。这就是“四面八方”十六字政策产生的背景。

　　“四面八方”十六字政策提出后，由于其过于凝练，在具体传达和贯彻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曾对其作过解释，进行过较详细的阐述。刘少奇4月24日在天津干部会议上解释“城乡互助”政策时说：“必须切实地、迅速地沟通城乡关系。城乡之间过去是对立的，今天要使之畅通，使货畅其流。城乡物资周转亦灵活，过去打断了，今后要改善这种状况，使城市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相互交换的关系发达起来，灵活起来。” 建国以后，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在主管经济工作过程中，又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周恩来在1949年12月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的人员专门阐述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

　　二、城乡经济分隔制度和农村生产要素流动的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