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对国营企业领导权的错误估计

　　在国营企业方面，196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提出“力争在一九六四年搞完或者基本搞完这个运动”。据薄一波说，1964年全国工交系统组织了13万人的工作队，在1800个国营企业开展“五反”运动，18个部委有45名正副部长带领22000多名干部蹲点。各省、市、自治区和第二轻工业部还在730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开展了“五反”运动。　

　　1964年12月5日，毛泽东在看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报送的《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简报后批道：“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谢富治上述报告中列举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有八种表现：（1）弄虚作假，欺骗国家；（2）损公利厂，不顾整体；（3）损人利己，剥削友邻；（4）贱买贵卖，唯利是图；（5）买空卖空，投机倒把；（6）奖金挂帅，物质刺激；（7）科学实验，为名为利；（8）胡花滥用，浪费惊人。报告认为其根子是：（1）苏联旧企业框框和修正主义的影响；（2）资本主义(包括封建主义)旧势力的影响；（3）和来自上面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毛泽东在最后一条的后面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弊病甚至正常的经营管理都视为“资本主义化”了，并认为其主要根源在“上面”。12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谢富治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

　　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的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由于毛泽东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过高，因此在同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刘少奇认为“四清”与“四不清”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引用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会议形成的“十七条”文件（后补充修改为“二十三条”，在1965年1月14日下发），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运动的有694个县、市(其中包括少数只搞了一部分的地区)，占总数的32%；已经搞了40%以上的有辽宁、河北两个省；北京、上海基本结束。加上随后开展的单位，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的重点地区超过三分之一以上。其他地区，则普遍开展了面上的运动，即“小四清”。全国的厂矿企业，大体上也是这种情况。 

　　综上所述，在1961年国民经济转入调整阶段以后，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逐渐走上以“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经济管理中的问题，不仅堵塞了调整初期出现的经营管理形式甚至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和利用市场机制的探索，而且对所谓“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险估计越来越严重，其防治办法也越来越“左”，“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不能不影响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和发展。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