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及其道路选择经历了两个时期和三次重大选择：（1）1949-1978年，为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和国家安全，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并为此实行了高积累、高投入、以追求数量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型工业化道路（2）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为第二个时期。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在改革唤起巨大经济活力和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背景下，以农轻重产业均衡发展和卖方市场的双重推动下，仍然实行了以高投入和追求数量为特征的外延型工业化道路。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在国内买方市场基本形成、国内资源有限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条件下，开始走上以追求效益、提高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种历史性的选择，既是特定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工业化问题上已经成熟起来。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人口大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换仍将是一个艰难的调整和较长的过程。

　　第一节  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形成（1949～1978）

　　1949～1978年为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时期，即单纯依靠国家力量，实行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工业化道路，是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赶上发达国家为目标、以国家投资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种工业化道路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4）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

　　研究上述工业化道路的形成，不能不研究作为新中国缔造和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问题的认识，因为这对1949年以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怎样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考虑的重要问题。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即提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性。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同时他还论述了工业化与民主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1949年6月，刘少奇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 

　　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如何实行工业化的问题凸显出来。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缺乏经验，基本采纳了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这可以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贯彻为标志。

　　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解释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毛泽东还主持编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此以前，党和政府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一般都是用“工业化”这个词，《宣传提纲》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解释了其含义，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二是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长。

　　于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开始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56年底，即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制度保证。

　　上述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如果仅从50年代党和政府的主观认识方面寻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50年代的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社会背景的。

　　首先，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是与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分不开的。建国之初，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积贫积弱的国民经济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中国是一个有五亿人口的大国，按人口数量排世界第一，按国土面积排世界第三，但是按人均国民收入则位次非常落后。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这种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落后状况，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基本原因。

　　第二，这种发展战略的形成，还与苏联的榜样作用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是学习苏联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同样，我国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实现工业化问题上，也与苏联当时的情况相似，如不能靠对外侵略和掠夺来积聚工业化资金，面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在1955年苏联国内问题“揭盖子”以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赶超战略的成功典范，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胜利所证明，受到世界瞩目。

　　第三，这种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有一定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由此导致中美两国的直接对抗和来自西方的威胁。这种国际环境和历史教训都迫使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则是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经济措施。

　　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认识成果集中表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1956年至1957年拟定“二五”计划草案时，中共中央虽然没有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速增长战略，但是已经注意调整农轻重的发展关系和外延增长与内涵增长的关系。可惜的是，1957年底开始的反“反冒进”和三年“大跃进”，却完全打断了上述思路和计划，把依靠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型增长推到了极端（比例极端失调，经营极为粗放，效益极其低下）。

　　1957年底至1958年初，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而使党实际放弃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追求“多”、“快”实际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实行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主要是为了高速度。” 而权力下放过急过快，又助长了宏观失控势态，结果导致了浪费巨大、使国民经济陷入危机的“大跃进”。三年经济调整以后，由于对战争可能性的估计过于严重，更加强调备战，同时，经济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高速度也较强烈地刺激着国家领导人，因此追求高速度始终是主要的目标，由于体制造成的经济效益低下，高速度不得不靠高投入来维持（而高投入又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再加上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拒绝吸引利用外资。结果发展战略在1958年至1978年间陷入了不利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境地。

　　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一五”计划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决策和实施人的角色，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由此导致了经济运行中的“投资饥渴症”和资源约束型的经济波动。由于政府是工业化的唯一决策人和监督实施者，而信息不足和管理能力有限，则限制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提高了监督实施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共产党未能突破单一公有制的框架，因此只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分配上动脑筋，结果却陷入“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

　　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各级官吏非常清廉，并且从上到下都非常热衷于快速推进工业化，但是由于政治上的民主化进展速度与经济上的公有化速度差距很大，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管理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因此工业化受到毛泽东等国家主要领导人个人偏好的严重影响，尽管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代价。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七年间，一方面中国大陆结束了百年动乱，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可以说，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文化大革命”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

　　这个时期，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城乡人口比例变化非常缓慢。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89．4%下降到84．6%，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而1958年到1978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由1957年的84．6%下降为1978年的82．1%，20年仅下降了2．5个百分点。另外，人民收入增长也较慢，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仅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 在此期间，许多生活消费必需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第二节  工业化道路的第一次转轨（1979～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