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以两个“总路线”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

　　实现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被压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当这些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还面临着本该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工业化任务，而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任务，与依靠外部资源和市场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相比，非常艰巨。同时，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战争威胁，使得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任务也更加迫切。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超过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速度，才有可能存在和发展。这是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赶超型发展观和战略形成的根本原因。这种发展观可以苏联的工业化理论为代表。它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不仅对苏联，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内容：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工业高速增长；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四是农业应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对于中国来说，人口多、底子薄和朝鲜战争所造成的国家安全压力，都使得中国共产党迫切地需要加快工业化的速度。这在1951～1955年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即反映出来。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在1954年就说：“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就明确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 这种强烈的赶超意识，还表现在毛泽东的下面这段话上：“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因此，在我国完成经济恢复任务、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即1953年，毛泽东就正式提出了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过渡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并于1956年底基本上建立起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由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弊病，加上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四过”，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体制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曾经探索纠正这种弊病，改革苏联模式。但是1957年春发生的农村合作社“拉牛退社”、整党整风中暴露出来的意见，都使得毛泽东感到这种不满是针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并最终会威胁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因此，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所有制改革就成为“禁区”。而经济发展问题则集中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改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如何调动人民群众和地方政府积极性，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二是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尽快实现工业化目标（先是“大跃进”期间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后是1964年提出的到20世纪末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此外还有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等，现在看来，这些目标仍然过高）。这些发展观念集中反映在1958年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里。

　　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党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西方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将对外贸易的重心和资本、技术的引进完全转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方面。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我国都得到了苏联大规模的技术和资金帮助，并取得了对外开放的明显成效。但是到了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这种资本和技术的大规模引进也断绝了，虽然此后我国又将技术引进转向西方国家（包括日本），但由于对战争威胁的估计过于严重（战后两次局部“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并将中国卷入。此外还有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边界冲突）和坚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纯洁”，始终没有突破间接和直接利用外资的界限。

　　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加上长期实行向重工业倾斜的高积累政策，因此“短缺”就成为常态。为了保证城市工业发展和消费品供给，不仅从1961年开始实行了严厉的城乡壁垒政策，甚至让部分城市人口逆向流入农村，而且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从1953年起也实行了定量凭证供应制度，甚至愈演愈烈。在城市，出现“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在农村，则出现“社员吃集体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的低效率。

　　在此期间，尽管在某些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诸如“论十大关系”、“四大平衡”、“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等正确发展观念和政策，但是由于经济体制和“急于求成”这两个基本因素的制约，都不能得到长期贯彻。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这个时期的探索不仅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反而为了维护和完善这种制度，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结果“南辕北辙”，变成“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第三节  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代表的初级阶段发展观